感謝張正田老師賜稿
原文載《中外論壇》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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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補隙地：五代北宋閩粵交界區的新設州軍縣
文丨張正田
龍岩學院師範教育學院暨閩台客家研究院副教授
提要：我國東南地區開發時間最遲的應是施堅雅()所謂“東南沿海地區”南部的閩粵交界區，概是包含閩南、閩西、粵東(梅州、潮汕)等地。在隋唐以前，閩粵交界區還很多“隙地”，如漳州、汀州等州級“統縣政區”都是遲至唐代“開隙地”所設立。觀察五代與宋在本區新的州軍與縣之設立，可從中瞭解此際國家在本區域的空間佈局與開發狀態，尤其唐宋之際福建很多新設縣是“由場升縣”，此風氣到北宋會如何演變，值得探討。此外本階段本區在歷次戶數增減與新縣設立之關係，亦是本文關注焦點。
關鍵詞：五代北宋、閩粵交界區、新設州軍縣、閩西、粵東
一、前言
晚唐通常指黃巢之亂(878～884)開始到唐覆亡，爾後再歷經五代十國時期到北宋，期間從唐政權開始崩潰、覆滅，經五代十國到北宋政權受“靖康之變”為止，這期間原本依靠“大運河體系”的中唐帝國體系，被黃巢勢力破壞殆盡[1]，中央地方秩序大為紊亂，歷數十年後再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則五代到北宋的歷代地方分治政權與朝廷，在每一地方新設的州軍縣，應該代表一定程度的空間佈局上之歷史意義。
古代中國領土內部，實際上尚有許多未為開墾並設置地方政府的“隙地”，也被稱作“內地的邊緣”[2]。在中古時期，我國東南地區尚有些這類“隙地”等待開發，譬如唐玄宗時代在福建西南地區新設汀州與所屬縣即是。唐廷並於日後不斷在這個新開墾的汀州地區，找尋更合適的州城與各縣之隸屬關係，以穩定國家在這個新開發地區的統治[3]；或是唐代也在鄰近的閩南地區新設漳州及所屬縣後，尚在不斷地調整轄區與陸續開發歷程[4]，都是國家如何填補與更能有效開墾“隙地”之例。
以我國東南地區的開發歷程，若從移民史的角度，要移民到施堅雅()所劃分的我國閩粵交界區之“東南沿海地區”南部[5]的話，概只能藉助以下幾個“路徑”才能逐步抵達：第一個是由江南順著東南沿海海岸線到福州平原一帶；第二個是由鄱陽湖或浙南，越仙霞嶺進入今稱閩北之境，而第一與第二兩者，可在福州平原匯流後往南開墾閩南之境；第三個是由贛州[6]一帶越武夷山脈進入今稱閩西之境開墾，並待後者開發到一定程度後，還可順著汀江往南，開發今粵東北的梅州之境；第四個是從今珠三角順著海岸線往東開墾，約可抵今潮汕平原開發，待後者開發到一定程度後，或可東與閩南接壤，或往北開始拓殖今梅州之境。
這幾個“路徑”的往外輸出移民之難易度，概以第三個較艱難，理由是一：第三個“路徑”背後缺乏“廣大人口聚居基地”可提供充裕的往外移民的人口張力。觀諸第一個“路徑”，其背後“廣大人口聚居基地”概是長三角、杭嘉湖平原與寧紹平原；第二個則有鄱陽湖盆地，第四個方面則有珠三角平原，但第三個背後的只有贛州一帶，其並非是一個良好的“廣大人口聚居地”。第二個理由是這四個“路徑”，其中第一、二、四個大致上都還擁有交通狀況不錯的路線，但是第三個本身就須越過頗為雄偉的武夷山脈，這在中古時期對本已為數不多的欲從贛州往外移民之人而言，是相對困難的交通上與心理上阻力，可能會望之卻步。所以可觀察歷史上閩中郡[7]、南海郡[8]等“統縣政區”[9]早在秦漢時期已設立，乃至三國吳國“復設”建安郡[10]，與新設晉安郡[11]、義安郡[12]也都在中古前期即已設立，而閩西的汀州卻要遲至唐玄宗時才設立，多少是因為第三個“路徑”並不是一個很好的交通線，加上贛州本身也非一個良好的“廣大人口聚居基地”使然。
閩粵交界區的“東南沿海地區南部”，最早設立的“統縣政區”是西元396～419年間設立之義安郡[13]，這是東晉政權往這個地區開發的一次大膽嘗試，此際在珠三角平原地，原有位於平原最東側之郡東官郡(今廣東東莞、深圳一帶)，其是設立於西元325～342年間。然而從今深、莞一帶的東官郡，到今潮汕一帶的晉義安郡，其實距離遙遠；另一方面，從當時郡治在今福州一帶的晉安郡要到潮汕一帶，同樣距離遙遠，所以東晉政權設置義安郡可謂是大膽開發之舉。設置義安郡是沿著海路開發所設立之新郡，亦即義安郡是跳過了日後的惠州、泉州、漳州之“隙地”，直接以海路在潮汕平原開發的國家勢力橋頭堡。
前處是以“統縣政區”的郡級政區角度而言，若是以縣級縣區角度而言，潮汕平原曾有秦漢時期設之揭陽縣，當時“遙遠地”隸屬南海郡所轄，從珠三角到潮汕平原兩地之間沿海岸線並沒有其他轄縣，所以東晉設置義陽郡，並非國家在東晉時才在潮汕平原始開發之處女地。又見《史記•東越列傳》載：
至(漢武帝)元鼎五年(西元前112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14]。
由引文可知揭陽是個臨海縣分，應該是位在潮汕平原沿海之一證。又當時揭陽縣“名義上”的轄區可能及於今梅州與河源之山區，可見《史記》注引《索隱裴氏廣州記》載：“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15]。”可知漢揭陽縣“名義上的”轄區非常遼闊，及於偏北的五嶺山區，但這很可能只是秦漢國家在空間上的“遙領”，實際上當時或許出了揭陽縣城外未遠，很可能就沒有被“編戶”的漢人分佈，廣大的縣城外之國土，實際上仍很可能是當時未能被編戶受國家實際統治的充滿少數民族之“隙地”。又若根據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所考繪，此縣似在西晉時一度裁撤[16]，似乎顯示西晉國家一度對今潮汕一帶之治理有“鞭長莫及”之惑而一度廢止治理。所以東晉於325～342年間複開發此地並設義安郡，是國家在“隙地”上大膽重新佈局之處。又此郡到了南齊時，已經管轄了潮陽、程鄉等六個縣級政區[17]，由當時程鄉亦即位於後來梅州一帶之設縣，可見此際國家勢力，開始由潮汕平原越過今日蓮花山脈往偏北境拓殖。
但潮汕在秦漢魏晉南北朝之際之開發，畢竟是歷代國家勢力沿著海路越過了今汀州、漳州、惠州、梅州等“隙地”所開始，後者諸地之開發，實于唐宋時期，然惠州之境不在本文定義地域範圍，暫不討論。要之，閩粵交界的“東南沿海地區”南部，是東南地區最晚開發的地區，有其歷史上的山川限制之交通因素影響，尤其經過本文時間斷限的天下由亂而治之後，這些新設州軍縣，代表了五代宋初之中央與地方分裂政權，做出如何空間佈局的意義，實值得探討。又在本文斷限之前，唐前期已在閩西新設汀州與在閩南新設漳州，是唐代國家在本區的“隙地”上做出開發與空間填補措施。而本文斷限此際之空間佈局，主要展現在國家在何處設立了多少州軍與縣。而在此際本區域的“由場升縣”問題上，近年來已有張達志與李永之文著墨頗詳[18]。張文主要是在觀察出唐宋之際“由場升縣”是此際設縣的主要來源之一，並在地域上集中在唐代宣歙、江西、福建三地區的“由場升縣”情形。李文則聚焦唐宋之際于福建地區“由場升縣”問題再做細論，二文實啟發甚深。
二、本區新設州軍：敬州(梅州)與興化軍(莆田)
五代北宋時期在閩粵交界的本地區設立之“統縣政區”，有興化軍和敬州(梅州)，興化軍設于北宋初，轄區約當今莆田市，敬州則設于十國的南漢政權時，到北宋初改稱梅州，即今梅州市，但當年轄區只有程鄉一縣，約當今日梅州市的梅江、梅縣兩區，與蕉嶺、平遠兩縣等四縣區之境。茲分說如下：
(一)興化軍
興化軍之設，據《太平寰宇記》記載是：
本泉州莆田縣地也，皇朝太平興國四年(979)於泉州(莆田縣)遊洋鎮置興化軍，以遊洋、百丈鎮共六里人戶，仍析莆田二里人戶置興化縣，並割莆田、仙遊等縣以屬焉；至(太平興國)八年以遊洋鎮地不當要衝，移於莆田縣為軍理，從轉運使楊克讓之所請也。[19]
這是宋太宗朝時國家將原泉州北境的莆田與仙遊兩縣境，選擇以遊洋鎮為新縣城另置興化縣，並將此三縣設為一個州級軍的例子。這個新設的興化軍原先的“軍城”(軍理)設在新設的興化縣，很明顯是“軍縣同名”“同時新置”之模式，但四年後的太平興國八年，因為福建轉運使楊克讓的奏請，以興化縣“地不當衝要”，將“軍城”移往莆田縣。
在福建境內與興化軍差不多時間設立的是管轄四個縣的邵武軍。邵武軍雖不在本文論述的地理範圍內，但可將之與興化軍的地理位置關係做較宏觀的空間觀察，可發現邵武軍是在福建西北、興化軍在福州平原與閩南平原的中間，前者似乎是著重在控制江西進入福建之險要，後者則似是在控制福建的福州與閩南兩大平原間之要地，所以朝廷分別割設這兩個“統縣政區”的州級軍，似乎是要加強對福建的控制力，尤其是在北宋方收復閩國與留從效兩地方分離政權未久，新設這兩個州級軍，確實可加強對福建的控制力度。且見前引文可知，興化軍之設，主要就是要考慮到“軍城”遊洋鎮是不是“地當要衝”的軍防問題，當初會首選新設興化縣的遊洋鎮，作為新設的興化軍之“軍城”，必然有其軍事考慮之處，然而當福建轉運使楊克讓實地發現莆田縣地理位置更當要衝之險，並奏請朝廷後，朝廷便考慮到他的奏請，也顯見朝廷是一直關注新設的興化軍之實際軍事功能。
(二)敬州(梅州)：附談“齊昌府”問題
敬州(梅州)之設在十國的南漢政權時，源于南漢與閩國兩政權間之戰事而設，《通鑑》記載南漢主曾經親自將兵攻擊閩國汀州與漳州事蹟如下：
(南)漢主(劉龑)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胡三省注：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擊之，漢主敗走。[20]
《通鑑》這條史事繫年在924年夏四月，而《太平寰宇記》記載敬州也是此年設立[21]，可見敬州是因南漢對閩國政權的軍事需求而設。這應是南漢政權考慮到敬州也就是今梅州之地接近閩境汀州，認為當時程鄉縣地處要險，所以將之升格為州，以便對閩政權之軍事攻防。值得注意的是敬州是南漢設立的“單縣州”，只管轄程鄉一縣。綜觀晚唐五代到宋初前三朝之前，只轄單縣乃至一到三個縣份的州級單位，除了州級軍、監外，並不太常見於府與州，所以南漢設這個少見的“單縣州”，似乎是有比照中原各政權所設的州級軍、監之意。事實上敬州也有其軍事功用所在，但南漢方面卻仍用州名而不稱呼為軍、監。
至於齊昌府問題，歷史上究竟有沒有設過這個府？不少人認為曾有設過，這係因為“傳說”當年南漢主劉龑將其子劉弘弼封為齊王後，將興寧縣升為齊昌府，命劉弘弼就藩鎮守南漢“邊疆”而設；又說齊昌府領縣一，即興寧縣[22]。若此說是真，則齊昌府與梅州都是今廣東東北角相鄰的兩個“單縣府州”。不過，早見清儒嘉應州客家人吳蘭修在其所修《南漢地理志》中就曾說：
蘭修按：黃佐《廣東通志》：“廢齊昌府，在興寧縣北五裡洪塘坪，南漢劉鋹置，使其子鎮之，宋開寶四年(971)廢為興寧。”考宋代地志諸書，並無置齊昌府事。今不從[23]。
引文中引《廣東通志》說齊昌府是劉鋹所設，並不符合一般鄉里認為是劉龑所設的歷史記憶，前引《五代梅州史》一文因此認為吳蘭修說法有誤，也因此認為南漢曾設過齊昌府。但這可能是個“歷史誤會”，今日檢索工具較以往便利，筆者檢索諸大資料庫，以及翻閱宋代地理志書如《太平寰宇記》等，確實在距離五代未久的宋代，都無齊昌府之記載，所以“齊昌府傳說”應為明清時期在地方上的方志“後起”的“層累造成說法”。故可知五代南漢應沒有設過齊昌府，興寧縣仍是當時嶺南的循州管轄。
所以今粵東北角之境，五代北宋時應只有設一個“單縣州”敬州，亦即日後的梅州，其可能是南漢仿造中原諸政權的州級軍而設，這是南漢政權升格程鄉一縣而成州，卻又不以軍名，仍行州名之“單縣州”之一例。南漢當時很可能是因軍事需要而設敬州，但北宋收復嶺南後仍因之，雖此州已喪失了軍事功能，宋廷日後卻沒有替敬州(梅州)增益新縣份，似也因之，這個“單縣州”還在北宋中期熙寧六年(1073)一度被廢州[24]，程鄉縣還屬潮州，到了元豐五年(1082)才因當地鄉民所請，恢復了梅州[25]，中間廢州了十年。
三、本區新設縣
唐宋之際，福建一帶有許多“由場升縣”之例，前引張達志、李永二文，論之甚詳。今略整理如下表：
表一：五代北宋閩粵交界區新設縣表
茲將此表放在地理空間與時間上觀察，可知本區大部分的縣都是在五代到北宋初前二朝(太祖、太宗)間所設，在北宋中後期所設縣者少，只有清流與長樂、揭陽三縣，而且這三縣都非“由場升縣”之例。這似乎反映出一個現象，在五代亂世到北宋初立未久間，分裂的地方政權與方收復本區域的北宋初期政權，較傾向在本區域的基層設縣，且多傾向“以場升縣”例，反之，北宋真宗以後的中晚期百餘年，則不傾向多設縣。
唐末五代北宋前三朝時期，因為北方長期戰亂，不少移民潮往南方移民，以往有研究成果認為這些移民潮大多以定居在長江中下游的北岸為主，是為這類移民的密集之地；南岸次之，為這類移民的點狀分佈區；再往南的嶺南，則是這類移民較為稀疏之地[31]。又有學者曹家啟之觀點如下：
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後，首先選擇交通便利、自然條件好的地方安居生活，但一個地區的生活資源是有限的，當人口密度達到一定程度時，自然資源就無法滿足人們生活所需，多餘人口必須向人少或無人地區流動[32]。
誠如此言，從中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原先長江中下游北岸的人若因人均自然資源變少與人口密度變大等因素，會逐漸往南岸的唐代江南道廣大地區移動，然若當新地點自然資源又飽和以及人口密度也增加後，又可能再往其它人少乃至無人地區開發，此可先看本地區設新縣數最多的泉州的新設縣空間分佈，就頗具其意味。
(一)泉州、興化軍新增縣
唐代泉州轄縣四個：附廓的晉江縣，南安縣，莆田縣，以及清源縣也就是日後的仙遊縣。但扣除後兩縣將在北宋初變成興化軍的轄縣後，真正到宋代泉州的轄縣的只有晉江與南安兩縣。但泉州經五代到北宋，增加了上表的五個新設縣，其中有三個是“由場升縣”，加上德化縣等四個縣都分佈在泉州西部山區。綜觀唐代，泉州西部山區並不設縣份，但“場”已經逐漸增多，到了五代，閩國政權索性逐漸將場陸續改縣，這顯示了中晚唐五代的泉州、特別是西部山區的快速開發，所以泉州的人口也快速增加[33]。泉州西部山區“由場升縣”的縣較多，即令德化縣雖很可能不是因“由場升縣”所設縣，但一定程度而言卻也同樣顯示出整體向泉州西部山區快速開發的進程。另外惠安縣是北宋朝廷下令切割晉江縣東側所設縣，其雖非“由場升縣”之例，但可推估當泉州人口于中晚唐五代北宋初之際大增後，附廓所在的晉江縣人口勢必更增多，所以宋太宗朝廷決定更切割新設惠安縣。
又前段注腳①中，已算出從唐天寶到北宋初的唐代泉州境，即約當宋代泉州加上興化軍境，戶數總成長約為5.49倍[34]，但縣數卻只從4個縣增加到10個縣，才增加2.5倍，顯示出五代北宋初之際設縣速度仍與戶數成長趨勢有落差。又若觀察北宋初到北宋後期徽宗崇寧朝(1102～1106)的崇寧元年泉州人口成長情況，宋代泉州境戶數增加到201,406戶[35]，較北宋初130,688戶增加率約1.54倍，但卻沒有增設縣份。不過晚唐五代北宋初泉州的這種快速開發，也是開啟了宋代泉州將成我國國際大港之先聲。
同樣的狀況也反映到興化軍，自從宋初增設興化縣後就沒有新設縣，可是興化軍戶數從宋初的33,707戶，到宋後期徽宗崇寧戶有63,157戶，增加約1.87倍，仍不見該軍增設新縣。
(二)汀州新增縣
五代北宋新增縣數第二多的州是汀州，北宋初“由場升縣”設上杭與武平兩縣，與北宋後期不是透過“由場升縣”途徑所新設的清流縣。前引《唐宋之際汀州轄區變動與汀江流域開發關係》一文說到，北宋初朝廷設上杭與武平兩縣，是唐宋之際國家在逐漸穩定了汀州轄區的穩定，且移民也逐漸往汀州流域中下游開發之現象[36]。所以這兩縣之設，不但是北宋初朝廷方收復福建未久後決定“以場升縣”之二例，顯示中晚唐到北宋初的閩西新生人口或北方入閩西新移民人口之增加，也顯示出北宋初期國家往汀江中下游做出空間佈局的企圖。再看唐代到北宋初人口變遷狀況，唐汀州天寶戶僅有4,680戶，但因此際唐汀州境實際上還管轄日後是漳州所屬的新羅縣(龍岩縣)，故還需扣除約1/3戶數，推估實際上宋代汀州境(唐寧化縣與唐長汀縣)的戶數可能是趨近3120戶。到了北宋初，這個空間範圍的汀州則有24,007戶，增加了7.7倍，新增縣率卻只有2.0倍，可見此際設縣速度仍跟不上人口成長趨勢。到了宋代汀州徽宗崇寧戶數則又成長到81,454戶，戶數增加率是3.39倍，可是縣數才從四個縣再增加清流一縣，增加率1.25倍，也是跟不上戶數成長率。且這個新增縣，也並非唐到北宋初慣見的“由場升縣”例，而是以當地“清流驛”改設為清流縣之“由驛升縣”例[37]。
(三)漳州新增縣
再看漳州方面，初唐初設漳州直至盛唐開元年間，轄境與轄縣頗有變動，見《新唐書•地理志•漳州條》載：
漳州漳浦郡，下，垂拱二年(686)析福州西南境置，以南有漳水為名，並置漳浦、懷恩二縣。初治漳浦，開元四年(716)徙治李澳川，乾元二年(759)徙治龍溪……戶五千八百四十六，口萬七千九百四十。縣三：龍溪，﹙中下，本隸泉州，後隸武榮州，開元二十九年(741)來屬。﹚龍岩，﹙中下，開元二十四年置，隸汀州，大曆十二年(777)來屬。﹚漳浦。﹙中下，開元二十九年省懷恩縣入焉。有梁山。﹚[38]
唐漳州轄縣沿革如上，開元後期計以三個轄縣：龍溪、龍岩、漳浦，到五代時閩國政權又增設“由場升縣”例的長泰縣。觀察唐宋漳州人口變遷如下：《梁方仲書》中唐代天寶的漳州戶同前引文般為5,846戶，北宋初則增加到24,007戶，增加了約4.11倍，但只增設長泰一縣，新增縣率為1.33倍，可見此際設縣速度仍跟不上人口成長趨勢。又宋徽宗崇寧戶為100,459戶，較之宋初漳州戶數，增加率為4.19倍，此際漳州人口漲幅相近且略高於前階段，卻沒有新增任何一縣。
(四)潮、梅之境新增縣
粵東的潮州乃至梅州方面，先說潮州，若按前述五代南漢政權切割了潮州程鄉縣另設敬州(梅州)後，潮州僅餘海陽與潮陽兩個縣，到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時才新增揭陽縣。查唐天寶時潮州戶數為4,420戶，但因此時潮州尚管轄程鄉縣，所以推估其2/3戶數值為2,946.67，到了北宋初程鄉縣已經割出潮州，按《太平寰宇記》則可知此際潮州戶數為5,831[39]，增加率為1.99，較之前面數州之此際增值為最低者[40]，或因此中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各政權才沒有意願在此際的潮州添新縣。又由此際潮州的戶數增長率之低，可推估此際潮州開發速度還頗慢，韓昌黎當潮州刺史時如《祭鱷魚文》等述說中晚唐時潮州之蠻荒情況應所言不虛。不過到了北宋後期，潮州崇寧戶為74,682戶，較之北宋初大幅增加12.81倍，是本階段中本地區所有州軍中戶數增加最多者，也推估可知此際潮州開發速度大為增加。雖宋代潮州呈現人口規模大幅增加之景，但北宋百餘年間，宋廷想在潮州增設新縣份的意願卻不高，唯一一個新增縣揭陽，還是因為要平定當地“劉花三作亂”而設，還曾一度廢除後又重設[41]。又依學者研究，此際潮州開發的主要移民潮係來自閩南漳泉之境，影響所及，今日潮汕話仍頗類閩南語，且潮州也同樣可見漳州的“開漳聖王陳元光”民間信仰，該皆是此理[42]。
“梅州之境”前已述其範圍當含程鄉縣本身、與循州興寧縣以及神宗熙寧四年(1071)從興寧割設的新增縣長樂縣，以下悉稱“梅州之境”。唐代“梅州之境”天寶戶值的計算，該可分成唐程鄉縣與唐興寧縣兩方面：在唐程鄉縣方面，若依前潮州之估，推估其戶數值概為1,473.33。唐興寧縣方面，概只能由唐循州管轄歸善、博羅、海豐、河源、雷鄉、興寧六縣中，以唐循州天寶戶數9,525戶之1/6概估，得唐興寧縣戶數值約為1,587.5，則唐“梅州之境”之推估戶數值為前兩者之和，約為3,060.83。北宋初，“單縣州”的梅州戶數依《梁方仲書》為1,568戶，至於北宋初的興寧縣戶數值，則概由北宋循州只轄龍川、興寧兩縣，此時其總戶數為8,339戶，則推估北宋初興寧縣戶數值為4169.5[43]，則北宋初“梅州之境”戶數值之和為5,737.5，較之唐天寶年間“梅州之境”戶數值，增長1.87倍，略低於此際潮州的增長倍數，亦顯示盛唐到北宋初之際“梅州之境”開發速度同樣不太高。或因此時的梅州乃至於前述潮州都尚處於待開發狀態，南漢主劉䶮在潮州割程鄉縣設置敬州(梅州)時，不但在敬州沒有增添第二個縣，在潮州同樣也未設新縣，讓其只領兩個縣。
至於“梅州之境”的宋後期崇寧戶，按《梁方仲書》此時梅州戶數為12,370戶，循州為47,192戶，推估此時興寧縣戶數可能為其半之戶數值23,596，則此際“梅州之境”戶數值推估為35,966，若較之北宋初的戶數值5,737.5，增長6.29倍，概為同時期潮州成長倍數之半，但還是可見北宋時期“梅州之境”開發速度頗高，也遠大于唐宋之際的“梅州之境”戶數增加率。然北宋“梅州之境”才由兩縣增設長樂一個縣，增加率為1.50，遠小於此際“梅州之境”的戶數增長速度，但比起此際潮州之景，“梅州之境”境遇似乎又好一些。
四、由設新縣與戶數變動看本區開發
茲將前述本區各州軍的歷時戶數變化與新設縣再製成下表：
表二：本區各州軍歷時戶數變化與新設縣情況表
由上表結合各州實際地理位置概可看出，本區大部分的新設縣是在五代到北宋初所設，且其中大部分是“由場升縣”例而設，只有興化縣與德化縣兩縣不是如此，且此階段設縣多集中在福建，不見粵東一帶新設縣，加上戶數增加率也以福建境內較為高，這都符合前引《中國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時期》書中認為中晚唐五代，嶺南尚是移民較為稀疏之地的說法。也似因此，南漢政權在設敬州之際，並沒有割程鄉之境設立新縣以充實這個新設州，而潮州也因此只餘兩縣，不見南漢為潮州設新縣以充實之舉。
到了北宋時期，嶺南的潮州與“梅州之境”的戶數增加率大為增加，尤其以潮州最高，甚至超過前一階段的福建甚多。北宋階段本區的福建部份，只有漳州的戶數增加率勉強接近粵東，可是此階段宋廷卻不再傾向多設新縣，只有在潮州與“梅州之境”還有汀州各設一縣，且看不出規則的是，漳州此階段戶數增加率比汀州高，但宋廷卻是決定在後者設了新縣。又此階段的本區新縣都不是像前個階段的“由場升縣”例所設，亦是可注意的地方。
由各州兩階段的戶數增加率，可看出兩股移民潮現象，其一，即是按前引謝重光之研究，此階段潮州之開發，很大一部份是由漳州乃至泉州等閩南地區而來之移民潮，所以潮州出現了“福佬化”現象。其二，“梅州之境”至少在梅州方面，其移民潮應該是由汀州乃至贛州而來，所以此階段的梅州一定程度而言應該也出現早期的“客家化”。此可見《輿地紀勝•梅州條》載：
州境介於汀贛之兩閑，在廣之極東。《圖經》雲：“郡土曠民情，而業農者鮮，悉籍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郡俗信巫尚鬼，捨醫即神，勸以藥石伐病，則慢不之信。[44]
上引文所引的《圖經》很可能是廣南東路或梅州當地的圖經，鑒於《輿地紀勝》成書於南宋，則這個《圖經》應是成書於北宋中後期或南北宋之際，所呈現的梅州正是待開發狀態，風俗上甚至顯示梅州本地人還有點“尚巫”的半原始社會風氣。上引文中說當時梅州本地人不喜耕種，農業勞動上都是由汀州和贛州的“外來農工”、也很可能就是去當梅州本地人的佃農階層來農業勞動，所以《梁方仲書》載梅州戶數在北宋初的主戶數是1201戶、客戶數只有367戶[45]；但到了宋中期神宗元豐(1078～1085)初年，梅州主戶5,824戶、客戶卻增加到6,548戶[46]，客戶已略高於主戶，這還只是北宋中期的現象，概可說明這個“汀贛移民潮”進入梅州的開發現象。
要之，這兩股“由閩南入潮”與“由汀贛入梅”的移民潮，是移民依照“山川形便”的習慣而來，這是因為“梅州之境”與潮州中間有地形高聳陡峭的蓮花山脈間隔，使梅、潮州之間交通相對不便，所以潮州文化與梅州客家文化自宋代以降這約一千年來難以互相影響；但潮州卻因與閩南較無大山阻隔，交通相對便利，所以出現被閩南影響的“福佬化”；又因梅州與汀州之間交通上有相對便利的汀江可相通，所以梅州在宋代也開始出現了早期“客家化”。
中唐經五代到北宋初的閩南與閩西之開發，若從戶數增加來看，似乎還略遜于宋代粵東的“梅州之境”與潮州之開發程度，但前階段閩南閩西的設縣量卻遠高於宋代的粵東，這概是前個階段閩國政權“以場設縣”風氣下有一定程度的效果，與北宋一統閩粵後長期在本區設縣工作的不積極作為風氣使然。不單是宋代的“梅州之境”與潮州，閩南的漳州，戶數增加率也是不弱的，但北宋一樣長時間沒在漳州設縣過，似都可見北宋在本區的設縣工作上的不積極性。
又前引《試析唐宋之際福建地區的“由場升縣”現象》一文中認為：
(“由場升縣”)這一歷史進程的背後，既體現出唐宋之際朝廷統治權力在福建地區的漸趨深入，也包含了福建本地人士尋求建制升級與中央認可的積極努力；既是一種由上到下的行政調整，也是一種由下到上的倒逼推動，是“官”與“民”互動的結果。[47]
此言甚佳，實則“由場升縣”也應該是五代北宋初，閩國與北宋兩個“新政權”對本地區的縣一級空間佈局嘗試，且是國家(含閩國政權)與地方勢力互動的結果。但當北宋進入中後期，國家呈現某種程度的穩定狀態後，對新設縣份態度上，又趨於類似以往歷朝太平盛世時較為保守穩定的態度，至少在本區，任憑漳州與粵東的開發開始迅速，戶數增加越來越多，國家仍不傾向繼續設立太多新縣，而五代北宋初“由場升縣”風氣，也同樣在本區戛然而止。
五、結論
以上為五代北宋時期本區新設州軍縣之情況，並考論新設州軍縣與本時期前後兩階段的各州戶數增長之關係，承續以上，再歸納幾點結論如下：
(一)本區如前言所述是我國東南地區最晚開發之地區，在唐以前還充斥一些國家“隙地”，以州級的“統縣政區”而言，漳州與汀州要遲至唐前半段“開隙地”設立，顯示本區開發之遲。
(二)在五代北宋時期本區所新設州軍方面，有興化軍與敬州(梅州)二者，此二州軍都已非是開發“隙地”而來，興化軍是北宋在福建所設的州級軍單位，有其軍事功能；敬州(梅州)之設也是十國南漢政權考慮到對閩國政權軍事攻防需求所設的少見“單縣州”。另外，本文認同清儒吳蘭修所見，認為歷史上在敬州(梅州)之旁並未設過“齊昌府”，“齊昌府”應是明清方志衍生的“層累造成說法”。
(三)五代北宋時期國家填補本區的“隙地”主要是聚焦在縣級單位之新設。“以場升縣”應該是其中一種填補“隙地”的方式。譬如泉州西部山區，歷來未設過縣，至唐代已開始出現“場”，五代時逐漸“以場升縣”，概是此理。但同樣是泉州西部山區的德化縣，雖應非“以場升縣”例，不過可視為填補泉州西部山區“隙地”的一例。同理，汀州之武平、上杭兩縣，漳州之長泰縣，也該可歸納為“以場升縣”類型，尤其前兩縣可視為國家填補了汀江中下游“隙地”之舉。
(四)然同時期泉州之興化與惠安兩個新縣，不能視為填補“隙地”而設，因為興化縣是為了設興化軍的“軍城”而設，該縣本來就在遊洋鎮的基礎上所置；惠安縣則應該是北宋太宗朝廷鑒於泉州附廓晉江縣，隨著整個泉州的快速開發，過於成為“一地巨邑”之規模後而切割所設新縣。
(五)本文從唐開元戶、北宋初戶、北宋後期崇寧戶三者，觀察出本區各州的開發速率，並從中觀察出“唐—北宋初”“北宋中後期”兩階段各州的設縣狀況，詳如前述，但可知第二階段北宋中後期，潮州與“梅州之境”開發速度方才增快，但宋廷在此階段卻不傾向在這裡多設新縣，僅設了以下三個縣：汀州清流縣、潮州揭陽縣、“梅州之境”的循州長樂縣。
(六)清流縣該可視北宋中後期國家為填補閩西山區“隙地”而設的“以驛升縣”之例；揭陽縣則是在本階段潮州開發速率大增下所設的唯一一縣，還是為了平定地方動亂而設的縣；長樂縣也是對應到“梅州之境”開發大增下的新設縣，但比起前一階段的唐至北宋初，本階段宋廷設縣速度嚴重地跟不上戶數快速增長，可見此階段的宋廷在本區設新縣態度之不積極。
注释
[1]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年版。[日]辻正博：《唐朝の对藩镇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顺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京都)1987年，第96-125页。
[2]魯西奇：《新縣的置立及其意義――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縣中心》，《唐研究》2013年第19期，第155-232頁，第159頁語。
[3]張正田：《唐宋之際汀州轄區變動與汀江流域開發關係》，《唐史論叢》2018年2月第26輯，第112-129頁。
[4]謝重光：《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黃藝娜：《家族·開發·變遷：唐宋以降福建北溪流域的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
[5]這裡的“東南沿海地區”南部，概指唐宋福建閩西汀州境（不含唐之沙縣）、閩南漳、泉二州境（泉州當含德化縣），以及今之莆田（唐屬泉州）、與今廣東潮汕與梅州之境，其中梅州之境，若以前述施堅雅之劃分，該以清代嘉應州轄境梅江流域為準。以上，也是本文所主述的地區。
[6]唐至北宋尚稱為虔州，然為今人便於閱讀，仍用今地名贛州，以下同。
[7]閩中郡為秦朝在福建所設之郡，漢廢。
[8]南海郡為秦朝在廣東珠三角與粵東所設之郡，郡城在廣州。
[9]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中國行政區劃沿革》，上海：上海書店，2009年版，第30頁。
[10]建安郡為三國時期吳國在福建所設的古郡名，某種程度而言或可視為是漢朝閩中郡的“復設”，但當時建安郡城並不在原來閩中郡郡城的福州一帶，而在今福建省建甌市。此郡之設可見（晉）陳壽：《三國志》卷四十八《吳書•三嗣主傳》，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158頁：“(吳永安)三年(260)春三月……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
[11]晉安郡為西晉分建安郡所設郡，郡城在今福州。見（唐）房玄齡：《晉書》卷十五《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462頁：“晉安郡，太康三年（282）置，統縣八，戶四千三百。”由此郡之設，可見入閩移民潮已由閩北推向閩東。
[12]義安郡大約是設在今潮汕一帶的晉郡，見（唐）房玄齡：《晉書》卷十五《地理志》，第468頁：“(東晉)成帝（325～342在位）分南海立東官郡……安帝(396～419在位)分東官立義安郡”
[13]縣級政區則是秦漢揭陽縣始設，詳後。
[14]（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一四《東越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982頁。
[15]（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九《張耳•陳餘列傳》注引《索隱裴氏廣州記》，第2573頁。
[16]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西晉•交州廣州圖》，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頁。
[17]（南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十四《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63頁。
[18]張達志：《唐宋之際由場升縣問題試釋――以宣歙、江西、福建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3期，第19-29頁。李永：《試析唐宋之際福建地區的“由場升縣”現象》，《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7月，第118-124頁。
[19]（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興化軍》，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037頁。
[20]（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第二七三卷•後唐莊宗同光二年(924)夏四月乙亥條，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第8919頁。
[21]（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梅州條》，第3072頁：“廣南偽漢乾和三年(945)升為敬州，仍領程鄉縣，皇朝開寶四年(971)平廣南，以名犯國諱，改為梅州。”
[22]張應斌：《五代梅州史》，《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8年1月，第5-12頁。又所謂百度詞條“齊昌府”者，亦是如此云云。
[23]（清）吳蘭修：《南漢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頁。
[24]（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梅州條》，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3137頁。
[25]（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梅州條》，第3138頁：“州民乞添納二稅錢米興復梅州。”
[26]《十國春秋》與《太平寰宇記》兩書記載不同，前者記載德化是“由場升縣”，後者並無此記載。鑒於前者已是清代所編著，後者則去五代未遠所著，可信度較高，故本文采後者之說，認為德化縣並非“由場升縣”之例。
[27]（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28]（北宋）歐陽忞：《輿地廣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9]（南宋）佚名：《臨汀志》，《永樂大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七八八九，第3613頁。
[30]（元）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31]葛劍雄、吳松弟：《中國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時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頁與圖。
[32]曹家啟：《唐宋時期南方地區交通研究》，浙江大學2001年博士後工作報告，轉引自張達志：《唐宋之際由場升縣問題試釋――以宣歙、江西、福建為中心》，第25頁。
[33]根據梁方仲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頁，泉州天寶元年(742)戶有23,806戶；又《同書》第135頁，北宋初泉州總戶數有96,581戶(主戶加客戶，以下皆同)，單單看數字已成長約4.07倍，但實際上唐泉州轄區尚包含北宋初的興化軍；所以在觀察時應該加入北宋初興化軍戶數33,707戶，則實際上唐泉州境到北宋初時總戶數應該是130,688戶，總成長該是約5.49倍。
[34]以下因現有的唐宋歷次人口相關傳世史料所限，多半只有戶數而沒有口數，故只能估算戶數而不是口數的增減。
[35]梁方仲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157頁。以下簡稱《梁方仲書》。又以下本區各州軍各時間段人口皆本此書，不再一一徵引加注。又以下崇寧元年戶仍簡稱為崇寧戶。又宋代戶數統計有非絕對精準，一般學界公認的人口估計或認為北宋時中國人口可能已達一億，至少也沒有傳世史籍記載的那麼少。依據《梁方仲書》，第164頁，史料記載的北宋總口數也只有45,324,124口，可見當時戶口調查明顯低估也不精確，逃、漏戶當甚多，這在歷朝也非少見，則以下以戶數傳世史料觀察當地人口增減，實是不得已之作法。關於宋代人口與逃戶問題，可見王曾瑜：《宋代人口淺談》，《天津社會科學》1984年6期，第50-54頁。程民生：《論宋代的流動人口問題》，《學術月刊》2006年7月，第136-143頁。劉文波，《宋代人戶逃移與政府控制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等文。
[36]張正田：《唐宋之際汀州轄區變動與汀江流域開發關係》，第112-129頁。
[37]（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三二，第3786頁。
[38]（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四十一《地理志•漳州條》，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605頁。又唐漳州轄區與轄縣變化，可參福建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福建省歷史地圖集》，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9頁等圖。
[39]（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嶺南道•潮州條》，第3035頁。
[40]但實則即將後述的“梅州之境”更低，請詳後。
[41]（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潮州條》，第3106頁。
[42]謝重光：《客家、福佬源流與族群關係研究》第二章第四節《潮汕地區的福佬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91頁。謝重光：《宋代潮汕地區的福佬化》，《地方文化研究》2015年1期，第45-51頁。
[43]嶺南循州這兩個縣份的州中，求得這一個嶺南縣份的平均戶數值，在嶺南一帶似頗高，或可見北宋後期循州兩縣開發程度已略呈豐腴之姿，故到了南宋的《輿地紀勝》卷九七《循州條》，第2924頁記載：“循，戶四萬，歲出租米僅十萬碩，於番禺都會中為最饒富。”到了南宋時期的循州，其繁腴之盛景，《輿地紀勝》所言該是不誣。
[44]（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二《梅州條》，第3139頁。
[45]梁方仲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137頁。
[46]梁方仲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147頁。
[47]李永：《試析唐宋之際福建地區的“由場升縣”現象》，第123-124頁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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