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是1898年发生在我国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在沉闷的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变革图强的浪潮，虽然它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那短短的103天，留给中国历史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回顾百余年前那场壮怀激烈的变法维新，在扼腕叹息之余，不免生出些疑问和猜想：
戊戌变法
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皇帝，提出三条变法纲领：立即宣布实行变法；广开才路，各级官吏都有权向皇帝上奏折；全盘改革政权机关。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2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恳切地说明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当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两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等人手中掌握着实权，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光绪皇帝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对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维护自己的利益，保住自己的宝座，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夺取实权，改善自己的处境，支持变法活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宣布变法，接受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与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在中央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局，推动工商业的发展；精简旧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改革考试制度；准许自由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奖励科学发明等等。
这些命令像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集团之外，各省的地方官吏绝大部分也是守旧的官僚，他们把慈禧太后当作靠山，根本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各种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而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皇帝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中又没有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但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又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一大批维新人士惨遭杀害，维新派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103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疑问一：是什么迫使西太后发动政变？
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导火线是“礼部六堂官事件”。当时礼部有一位官员，名叫王照，他上书建议皇帝与西太后二位“最高领导”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团结；二则开阔眼界。礼部六堂官不同意向上转达，并说王照心怀叵测，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认为礼部六堂官阻挠新政，为了“立威”，光绪决定把这六名堂官全部罢免。其中有一位名叫怀塔布的堂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此事上告西太后。在此之前，任用和罢免高级官吏的大权都掌握在西太后手上，光绪皇帝罢免礼部六堂官未向西太后请示，自然被视为“侵权”。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加剧。维新派担心掌握军权的荣禄先动手，计划武力夺权。他们准备利用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让他夺取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请湖南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100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过去史学界不相信此说，1985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档案，看到了毕永年事后追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袁世凯出卖维新派，向荣禄告密也确有其事，但却是在西太后动手之后。西太后是在看了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以后，才决定动手的。杨崇伊的奏折主要指责维新派改旧法、逐老臣，而且想把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请到中国当朝廷顾问。这就促使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抓捕康有为等维新派。袁世凯的告密，加剧和扩大了西太后的镇压行动。这样，维新变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康有为是不是戊戌变法的领袖？
大家知道，领袖一般是指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领导人。戊戌变法是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因此，只有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决策者才有资格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史料表明，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一个六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在红顶如云、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他再也无法面见皇上，怎么可能对光绪施加政治影响、让皇上“言听计从”呢？康有为先解释说，是光绪授予他“专折奏事”权。实际上，这个谎言很容易被识破。因为，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召见之后，他的大多数奏折还要通过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呢？
戊戌事变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为了自圆其说，他又改口：“所以能左右皇上，主要是靠密奏。”（《戊戌变法》第3册，第526页）问题是，如果康有为的密奏是通过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偷偷带入宫中的，那么，军机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两人一班，分班到军机处入值，从任命到戊戌事变，满打满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见到过，能带多少条“密奏”？为何有军机四章京传送“密奏”，康有为还要以别人的名义写奏折？在9月5日之前，康有为又是通过谁传送“密奏”的？那时皇上所做出的众多变法新举措，也曾受到康有为的“左右”吗？很显然，康有为“密奏左右皇上”之说也经不起考问。
如果是像传言那样，康有为是通过特别恩准，可以随意出入宫禁，也不现实。苏继祖在《戊戌朝变纪闻》中十分肯定地说：“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狺狺兽语，不足听闻。”
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初，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2月，孔祥吉发表了《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一文，他明确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除去在政变之前已在《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和《湘报》第一○四号公开发表过的《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序》两篇外，其余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不少篇章均系后来补缀，文句与原折几无共同之处。以上列举各篇章均是康在变法时呈递光绪的重要奏疏，大都辑入了《杰士上书汇录》，成为光绪裁决新政的蓝图。但是，《奏稿》却对此作了原则性的改易，有的几乎改得面目全非。”近年来，随着康有为的戊戌条陈原件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的陆续发现，更使《戊戌奏稿》的研究价值进一步锐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戊戌变法期间，既然康有为的奏折大多数没有送达朝廷，其作用也无从发挥，那么，康有为的领袖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康有为的上奏，到底被光绪采用了多少呢？经过研究，邝兆江认为，康有为《戊戌奏稿》“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
即使是被光绪皇帝采纳的建议，“知识产权”也未必就归康有为一人所有。戊戌变法期间，皇上施行的新政，如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废除漕运、开办学堂等等，有见于康有为奏折中的，但更多的内容是别人早就提过的。如1895年，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的《条陈变法自强疏》里，就把筹饷、练兵、筑铁路、开民厂制造机器、废止漕运、创办邮政、设立学堂等一一列出，论述详细。其中筹饷、练兵、筑铁路等主张，在戊戌变法中分别得以施行。
当然，我不同意“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的独特贡献，特别是他在建学堂、办报纸、编书籍、开学会等方面，为宣传变法思想所做出的“开山之功”。正如1898年9月23日，戊戌变法夭折后的第二天，张元济致信汪康年所评价的那样，“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李鸿章则从反面做了诠释。同年9月24日，他出面宴请在京访问的伊藤博文，酒过三巡，宾主很自然地聊起了康梁。李鸿章为康梁辩解说:“论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于众怒。”后来，梁启超也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做出论定：“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
可以坦率地说，回到戊戌变法现场看一看，无论是资历、地位，还是学力、社会影响，诸多方面，康有为都不具备戊戌变法领袖的条件，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激进的变法思想宣传家而已
一个猜想：如果康梁选择了西太后……
201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派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与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粗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治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呆在皇宫里指手划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掂起一只花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只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赵凤昌：《戊庚辛纪述》第319页）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地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253页）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纂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出师有名。（费行简：《慈禧传言录》第468页）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官”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合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个《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在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