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首先要过两关，这就是生活关和劳动关。当时插队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不到20岁，而且一般都没有离开父母离开城市单独生活过。虽然当时大多数人的生活也并不富裕，但是一家人在一起毕竟还是能够互相照料，哪怕是是吃一碗粥也是热热乎乎的。而到了农村，不但缺这样少那样，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还是冰锅冷灶，农忙时节本来收工就晚，还得强拖起疲乏的身体去挑水、生火、做饭，等把饭吃到肚子里都已经是晚上8～9点钟了。这还只是一个简单的做饭问题，就已经会把许多刚插队的知识青年弄得焦头烂额了。
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这都是因为我一插队就与我的表姐搭伙。每天一收工我们两个就一人烧火，一人做饭，而那时的饭菜也是非常的简单。由于猫儿坝的水田只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经常是以玉米面为主食，一般要占一半以上，而大米和面粉占剩下的五分之三其余的就是红薯等杂粮了。那时我们吃的玉米面当然不是现在城市粮店里卖的那种箩过的很精细的玉米面，而是晒干的老玉米用石磨推细后但没有箩过的带皮的粗玉米面，刚开始吃时会觉得有些粗糙。吃法是烧一锅水，水开后将玉米面边往锅里放边不断搅动，直到玉米面在锅里煮成粘稠状的稀糊糊。一般还要往锅里放一些“酸菜”，一是节约粮食，二是调节口感，增加一点营养。做得快的话，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吃饭了。而如果是做面条就要麻烦一些了，我刚到猫儿坝时，生产队还没有买压面机，要想吃面条就只有自己做。自己做面条就是和好面粉后再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片，然后叠起来切成细条，面条就做好了。如果熟练的话，连做带吃完，也要将近一个小时。
那时知识青年在农村主要是缺少油荤，每天三顿都是玉米面糊糊或者面条甚至只有红薯，大米饭是很少吃的，一般都是吃大米稀饭，稀饭里面一般也要放酸菜，而大米干饭只是在每个月打牙祭时能吃上两次。刚插队的头半年国家还给每人供应每月半斤肉，但是往往不能保证，有时辛辛苦苦到供销社去买肉，却正好那天没有杀猪，没有办法，只得下次再来。而农民们因为都要养猪，所以在这方面他们就要比知青好得多，特别是在农忙时，猫儿坝的农民们都会把头年做好的腊肉煮上两块，以填补高强度体力劳动所造成的体力透支。我们知青就享不了这种福了，只能是靠多吃饭来恢复体力。我刚插队时就遇到连续几天抬石头修河堤，可能是原来肚子里还有存货的原因吧，头两天我的饭量还只比往常增加了一点，但是几天以后我的饭量就大增了，平时我最多吃三碗玉米面糊糊，有一天晚上我一连喝了七大碗玉米面糊糊，我和表姐两人煮了一大锅玉米面糊糊，全都吃完了还觉得不够！晚饭后又参加了一会儿生产队的“政治学习”，学习完了后肚子就又饿了，又到“司令”家喝了一碗玉米面糊糊！这就是所谓的质不够，量来补，而现在我只能吃同样大的碗大半碗饭了，可见那时是多么的能吃啊。
那个时候的猫儿坝没有通电，当然也就没有粮食加工机械，人们要吃的米、面都是用人力加工。米要用碓窝把谷子舂成米，舂好后又要用簸箕把米糠给簸掉，米糠还要留做喂猪。而面粉和玉米面都是用人力推石磨磨成，麦子一般要用石磨推三道，每推一道都要用箩箩一次，箩下来的就是面粉，没有箩下来的再用石磨推，最后剩下来的就是麦麸，麦麸也要留着喂猪。在猫儿坝磨面粉和磨玉米面都是用的“腰磨子”，就是那种人用腰部推着一根插在磨子上的木杠围着磨子转圈的石磨，就像电影《白毛女》里“喜儿”推得那种磨子，北方这种磨子一般都是用驴来推，而在猫儿坝没有驴，所以只能是用人来推，当然，猫儿坝的石磨要比北方驴拉的石磨要稍小一点，推这种磨如果不习惯的话，推不了几圈就把人给转晕了。而我们几个知青里面只有我推磨不容易头晕，所以推磨的任务基本上就落在我的头上了，那个时候隔三差五我们就会找一个磨子加工我们要吃的粮食，我们一个人推，一个人箩，差不多两个小时就可以推100斤左右小麦，够吃上一段时间了。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成都知青，他也下在离我们那儿不太远的地方，生活条件与猫儿坝也差不多。他给他家里人写信就记述了这种推磨之苦，他在信中写到“……今天又推了1627圈磨子，我已经晕得不行了，看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胃里面在倒海翻江，但是玉米面没有推出来，肚子里没食，又怎么能吐出来呢？只有干呕……”。
春风4队的三个知青都是男知青，他们比我要迟插队一年。这三人推磨子都要晕，在尝试过一次以后就再也不敢推磨子了。他们平时吃的玉米面都是从山上背到近20里路以外的公社所在地去磨成粉。有一次一连几天天降大雨，又正好赶上他们的玉米面吃完了，他们几个就只好把玉米粒煮熟了就着盐吃，就这样连吃了几天。
不过，我们的蔬菜却是从来也没有缺少过。我们知青也像其他社员一样每人都分有一分（十分之一亩，约67平方米）的自留地，自留地可以种各种蔬菜，也可以种粮食，完全随自己的意愿。第一年，我们的自留地全都种成了葫豆，只是在地边种了一些丝瓜、四季豆等，后来，在我们种菜的经验丰富以后，我们的自留地就各种蔬菜都种了一些，什么扁豆、南瓜、西红柿、茄子、豇豆和辣椒，当然种的最多的还是青菜、白菜之类的叶子菜，做酸菜最主要就是要用这类叶子菜，而我们几乎每顿都离不了酸菜。可以说那个时候我们是一半粮食一半蔬菜来喂饱的肚子的。
除了自留地可以解决大部分自己食用的蔬菜以外，还可以在田边地角，房前屋后种一些南瓜之类的菜，另外，猫儿坝的老乡们也时不时地送我们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比较稀罕的吃食，所以，总的来说我们的蔬菜是基本上够吃的。后来，我的自留地被调整到小溪边，正好那块地里有一颗橘子树，到了秋天，树上还结满了橘子，不过，由于我不懂得怎样种果树，也没有给橘子树施肥和间果，看似桔红色的果子结满了枝头，但果子既小味道也不好。
由于是第一次自己独立生活，而且生产队是每年分两次粮食，不像原来在城市里是十天半月买一次粮，粮食够不够吃基本上清楚。我们上一年分的几百斤粮食都是储存在生产队长方志明用竹子编的囤子里。记得那是在1970年4月，我们看到囤子里的麦子越来越少，玉米也不太多了，担心可能吃不到分新粮食的时候，我们几个商量决定从即日起开始节约粮食，每顿饭再稍微稀一点，多加一些酸菜，而且再加上三分之一左右的糠或者麦麸，这种糊糊的味道可想而知有多么难吃，说得不好听一点这就是猪饲料，可能旧社会的穷人有时候就是吃的这种东西吧。就这样，我们吃着掺了一半麦麸或者糠的稀糊糊熬到了新粮食分配。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于我们的节约，我们的陈粮还剩了许多，冤枉吃了近一个月的“猪饲料”。
每天吃着这样缺少油荤的食物，再加上还要参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我们那时又正是在身体发育的时候，俗话说是正在吃“长饭”的时候。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灌了一肚子稀糊糊，几泡尿以后肚子就又饿了。没办法，我们几个就躺在床上开始打“精神牙祭”，就开始说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吃，哪一次在什么地方吃得最舒服等等。不过，说老实话，在那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真正的大快朵颐过，因为在我们插队之前不久又正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那时当然是享不了什么口福的，而“困难时期”刚过不久我们又来到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再往前回忆，就一切都是那么遥远，那么模糊，就算是有过什么口福也不会留下什么记忆了。于是，我们的“精神牙祭”就只好来个“空对空”，只好把从电影里面看来的，书籍里面看来的和别人那里听说的东西拿出来会餐，打“精神牙祭”。这里面当然就少不了有许多是自己的想象和杜撰，反正说来好听，能满足自己和大家的想象就行了。我们经常就是在这种“精神会餐”和肚子的咕咕叫声中慢慢进入梦乡的。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每天，啊，不，能每个星期吃上一次肉就很满足了。
营养跟不上的最直接后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有一天早上没有吃早饭我就到矿山去背矿，原本想早上最多两个钟头我就可以背近300斤矿下来，就可以挣差不多6个工分，抵得上出大半天工，而且早上背完矿还一点都不影响正常出工。一天就可以挣16个工分，就可以得一块多钱。我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很好，谁知那一背近300斤重的矿刚背了没多远，在我第二次歇气的时候我就觉得天旋地转，浑身直冒冷汗，而且恶心想吐，当时我歇气的地方右边又正好是陡峭的悬崖，我只好告诉跟在我后边的人说：“我不舒服的很，你们注意一下，我要倒下来了。”说完我就连人带背篼一起向左边的山坡倒了下去。
在背重物时，当然不可能不休息，猫儿坝有一句俗话“上七下八平十一，那个不歇就是狗日的”，其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几个人都背东西走在一起，领头的那个人一定要照顾到大家，不能只顾自己一个人往前走，要注意休息。所谓上七下八平十一，意思是上山走七步，下山走八步，平路走十一步就应该休息一次，当然，并不真的是只走七步、八步或者十一步就一定要休息，只是那么个意思而已。而背东西怎么休息呢？在山路上是不可能随处找到可以放下重物的地方，当然更不可能将重物直接放到地面上，如果那样你就很可能再也不能将东西背起来了。于是聪明的人们就发明了“拐把子”，“拐把子”是用结实的木头制成的T字形专门用来支撑重物的工具，要休息时，将“拐把子”的横边往所背负的重物下面一支，这时所背负的东西的绝大部分重量都由“拐把子”来承担了，但这时你还是要注意掌握平衡和“拐把子”所支的地方不要打滑和陷进去了，如果不注意，也有可能将“拐把子”折断，说不定还会伤到自己。我就是在折断了两根“拐把子”后才完全掌握了用“拐把子”休息的技巧的。
我倒下去后闭着双眼休息了差不多半个钟头，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才好了一点。我当然舍不得我已经背了一段路的这背矿石，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成果，这就是工分啊！在感到好一些以后我又找了一个地方把背篼支起来，再把矿石装到背篼里继续背上往山下走。在快要到清江河边的目的地时，头晕目眩的感觉又来了，而且这一次比头一次还要厉害，我浑身大汗淋漓，胃部强烈地痉挛、干呕、恶心，我只好又一次倒在路边，躺下休息。过了许久，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才慢慢过去，而这时的人就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同伴们都说当时我的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我自己也觉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双脚也抬不起来。没办法，我只好把我已经快要背到目的地的矿送给别人，自己慢慢挪了回去。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头晕、恶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不过下意识的估计到可能是那天早上没有吃早饭的原因。我那天早上回来后灌了几碗玉米糊糊以后头晕、恶心的感觉就完全消除了。
表姐和李进成知道我早上背矿发生的事情以后，都一再劝我进城去好好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要因此落下什么毛病。第二天我就进城找医生检查去了。
检查的结果是低血糖造成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低血糖这种病，医生告诉我这是平时的营养跟不上和那天早上我没有吃早饭的造成的。医生还告诉我说，低血糖症有时候比高血糖症还要危险，如果血糖过低，说不定还会造成猝死呢！最后，医生还告诉了我预防方法和治疗方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加强营养。
从这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在肚子饿的时候干这种重体力劳动了，早上再去背矿也一定要吃一点什么东西，实在来不及做早饭也一定要带上几块糖或者一点干粮。从此，低血糖症就再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了。
我在插队的那几年基本上没有穿过新衣服，一是那个年代买衣服都要布票，每人每年发的布票最多也就只能做一套新衣服。但是，由于在农村体力劳动是十分磨损衣服的，刚做的新衣服要不了多久就会被磨破了，所以布票就要用来买布做补丁，而发的那一点可怜的布票是做不了几块补丁的，二是在那个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我早就养成了不穿或者不成套穿新衣服的习惯。还是在读书的时候，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好，每年都要给我买至少一套新衣服，而那时同班的同学们却没有那么幸运，再加上那时的风尚是以艰苦朴素为荣，所以我在穿这些新衣服时总是有一种别扭的感觉，能不穿就尽量不穿，就是穿也绝不会成套穿。所以，我们那几年除了很少穿新衣服以外，平时穿的衣服也基本上都是有补丁的，有些衣服甚至是补丁摞补丁，看不清衣服原来的布料是什么了。我在插队时也学会了自己补衣服甚至补大的补丁，如屁股处与膝盖处的大补丁，有一天，我正在左比右划想怎样把屁股上的大补丁补得熨帖一点时，龙志贵的老婆光着上身端着一碗饭又来串门来了。她一见我在那儿笨手笨脚地补裤子就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嫂子，嫂子，快来看哦，小廖补裤子还补得好嘛。”
她这一喊不打紧，龙志富的老婆也光着上身抱着孩子来看稀奇了，烧坊的两个未婚女子龙志珍和龙志梅也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笑嘻嘻地看我在那儿手忙脚乱地补裤子。
由于我是第一次补这样大的补丁，而且补丁又是在屁股处，不是一个平面，所以我裁的布不太合适，有些地方有一些皱。龙志贵的老婆见此情况，一把抓过裤子说：“那个像你这样补哦，你这样补就全是疙里疙瘩的，一点也不好看，而且也不结实。你看，应该这样补。”她边说边很快就帮我补好了一个补丁。
可以说，那时我们的衣服没有几件是没有补丁的，我就曾经穿过一套补过好几十个补丁的衣服。有一天，我正穿着那套补了很多补丁的衣服在田里薅秧，远远看见铁路上停了一辆轨道车在1队那儿下货。我那天正准备要乘火车到城里去，如果能搭轨道车的便车到车站就可以少走10多里路。我衣服都没有来得及换，把收音机往挎包里一放就搭轨道车到车站去了。那时，我们知青进城一般是不会去买车票的，除了乘客车以外，大多数的时候是有什么车就乘什么车，什么罐车、棚车、平板车、油罐车我都乘过。不光知青们在进城时坐这种不要钱的车，就是铁路沿线的工矿企业的工人们也经常这样乘车，那天我在火车站就是乘的一辆棚车。
我乘的那列货车跑了两个站后在一个比较大的火车站短停了一会儿，这时又有十来个车站附近厂矿的工人爬上了我上的那辆棚车。那天正是星期六，这些工人看样子都是回城去过周末的。他们都穿的干干净净，男男女女都穿着那时流行的洗得有些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女的工作服里面的花衣服的领子还翻在工作服的外边，显得很时髦。列车很快就到了我们下车的大火车站，列车还没有停稳就看见列车两头出现了很多拿枪的解放军。那个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还在被军管，我们一下车就都被当兵的挡进了车站值班室。但是，那些工人们在表明身份后很快就全部放走了，而且也没有要他们补车票。最后就留下了我一个人，这些当兵的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我，好像我是什么坏分子一样，他们仔细的检查了我带的挎包和我的全身，当然，除了挎包里的收音机以外是什么都没有。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不放我走的原因，我的那一身乞丐一样的补了几十个补丁的衣服和挎包里的在那时算得上是高档“家用电器”的半导体收音机。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搁谁也要被怀疑！我竭力声辩说我是某某公社的知青，今天是回城办一点事，但是那些当兵的就是不肯相信。后来好不容易我才在我的口袋里找到了供应知青的副食票证，这才使他们相信了我是知青，而不是什么流窜犯，在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把我给放了出来。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穿有补丁的衣服进城了。
2.
正因为猪圈和牛圈都与住房连在一起，又没有什么密封措施，而猪圈和牛圈又都是敞开的，所以各种难闻的臭味就会时不时的飘来。其实，这还不算什么，臭味闻久了也就习惯了，也就不觉得有多么臭了。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那漫天飞舞的苍蝇和无处不在的蚊子。蚊子叮咬主要是在晚上，还可以用蚊帐来防范。但是，苍蝇却是十分的讨厌，白天还要好一点，你还可以看见它们，赶它们走，但是，特别是在秋天天气渐凉的时候，苍蝇可能是因为怕冷的原因，到了晚上做饭时它们会成群结队地停留在你的灶台上、锅盖上，有时锅盖上会停上黑乎乎的一片，让你看不出锅盖本来的颜色，它们甚至还会飞到你的碗里，会一头烫死在你的碗中！当你做好了饭一揭锅盖时，停在锅盖上的成百上千只苍蝇就会嗡的一声飞上天花板，就像直升飞机起飞了一样。有时苍蝇被锅里的热气一熏，说不定就会有好几只倒霉的苍蝇掉进锅里，而我们常吃的玉米糊糊里面放的酸菜的颜色与苍蝇的颜色都是黑乎乎的，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你根本看不清究竟吃的是什么，再加上这时肚子也饿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稀里糊涂的很快就把玉米糊糊灌了下去，究竟吃没有吃苍蝇，吃了多少苍蝇，谁也说不清。
到了睡觉的时候就主要是防蚊子的偷袭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才会把蚊帐放下来，放下来以后还要照着煤油灯仔细查找蚊子，一般都要消灭十几只蚊子才睡得下来，但就是这样，睡到半夜也可能还是会被蚊子的嗡嗡声给搅醒，第二天身上也可能还是会有几个蚊子叮咬的大包。
还要一种令人苦恼的吃人血的小动物“黑蟔子”，又叫“麦麦蚊”，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正式学名是什么。这种动物很小，大约只有芝麻粒那么大，浑身黑色。它们成群结队地飞舞，人只要稍一停下它们就会在你裸露的皮肤上大吸其血，有时候一巴掌就能打死好几个，粘你一手血。但是这种“麦麦蚊”只是在白天出现，也可能是“麦麦蚊”太小的原因吧，对风特别敏感，只要是稍微有一点风或者人躲进阴暗的地方，“麦麦蚊”也就不会侵害你了。
插队的第一年的“双抢季节”，我就是被这种“麦麦蚊”给害苦了。因为要下田插秧，裤脚肯定是要挽得高高的，这正好给了“麦麦蚊”以可乘之机，我的双腿被“麦麦蚊”吸了很多血。“麦麦蚊”咬人并不像蚊子咬人那样痒，咬人后起的包也并不大，所以我刚开始还不当一回事，以为没什么了不起。谁知，被“麦麦蚊”咬伤的地方在田水里一泡，很快就发炎并且肿痛起来了，由于发炎的地方又正好是小腿胫骨处皮最薄的地方，肿亮的小腿轻轻一碰就疼得钻心。后来还是龙志坤用草药给我敷上，一个星期以后才慢慢痊愈。
那个时候的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严重，整个猫儿坝就只有1队有一个卫生室和一个“赤脚医生”。如果你不幸得了重一点的病就只有往10多里地以外的公社卫生院送，但是公社卫生院也只有非常简单的一些医疗器械，最多能够给你打打针，输输液。所以，猫儿坝的老乡们有了小一点的病都是自己扯点草药抗过去，只有实在抗不过去了才会考虑往医院送。所以说，在那个环境下最好不要得病，如果是真的得了什么大病，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们几个男知青搬到烧坊后，就开始了真正的自己做饭，我们三个人早上是轮流做早饭。有一天早上轮到我做早饭，那时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是四川人说的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借着灶门口微弱的火光用柴刀，就是那种刀头有一个防止刀刃砍在石头上的弯头的刀，将柴砍成小段往灶里添，当我把刀挥起来的时候忘了我们的灶房里拴了一根晾衣服的绳子，刀在劈下来的时候砍在了绳子上，绳子被砍断的同时也使刀偏离了方向，刀正好砍在了我扶着柴的左手虎口上。当时我并不觉得疼，只是觉得左手虎口处湿漉漉的，我赶快到门口就着屋外微弱的晨曦一看，才知道我的虎口处挨了一刀，这一刀还伤得不轻，我轻轻一拉左手大拇指，左手大拇指就差不多与食指形成了120度的夹角，而正常情况下也就是90度左右，如果用力再大一点就会把整个大手指给砍下来了，也正是因为有那根绳子的阻拦，减小了刀劈下来的力量，不然的话，我的左手大拇指肯定会被完全劈断，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那根绳子，刀也就不会劈偏了，我当然也就不会受伤了，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这时地上已经流了一大滩鲜血，我赶快叫醒其他两位知青，他们七手八脚用洗脸帕帮我把伤口给裹上，我死死地用我的右手掐住左手腕来止血，但是鲜血还是很快就浸透了洗脸帕。我们只得往1队的卫生室跑，到了卫生室那位赤脚医生却不在，说是到山上背柴去了，没办法，只得又到山上去叫他，等他赶到卫生室时我又流了一大滩鲜血。
赤脚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我的伤口消毒后开始缝合，谁知缝合线又太粗了，穿不过缝合针，等他把线拆细一点，穿好针，又耗费了不少时间。开始缝合了，当赤脚医生用镊子夹着弯弯的缝合针使劲穿过我的皮肤时，那知道我虎口处的皮肤因劳动茧子很厚，针头穿过来了，但是针屁股却怎么也拉不过来，好不容易使劲一拉，把针给拉了过来，殊不知用力过大，缝合线也全都给拉了过去，连续几次都是这样，把赤脚医生也急得满头大汗。我见此情况，也顾不上会不会感染了，用我的右手帮赤脚医生拉起了缝合针，在我的配合下终于缝好了伤口，止住了血。但是，由于我松开原本掐住伤口上端止血的右手去帮助赤脚医生缝合伤口时，血又开始往外涌，很快地上就又流了一大滩血，整个卫生室充满了一股血腥味。闻着血腥味，我开始感到头晕、眼冒金星，并且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缝好伤口后我在卫生室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回到了烧坊。
一个月以后我的伤口才慢慢长好。不过谢天谢地伤口一点都没有感染，在匆忙中缝合的伤口恢复得很好，只有一条细细的伤疤。而且奇怪的是，从受伤到痊愈伤口都没有疼过。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我们在插队期间也并不是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我们也曾经有过吃鱼吃得想发吐得时候。那是在我插队的第一年，宝成铁路要改造成我国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的电气化改造就是在我插队后不久进行的。铁路的电气化改造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要每隔50米立一根电桩，而挖电桩坑的任务就交给了铁路沿线的农民。电桩坑的规格是长1.3米宽1米深3.75米，如果是土坑给36元的报酬，如果是石坑则给48元报酬，当然报酬是给生产队的，而我们挖电桩坑由生产队给记工分。铁路上负责提供挖石坑要用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索，但是铁路上对炸药、雷管和导火索的管理很松散，基本上是我们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于是，龙志坤、季真金们就用炸药到清江河里去炸鱼。每天的上下工路上和中午休息时我们都会到河边去观察鱼们的动向，龙志坤和季真金炸鱼的经验最丰富，他们悄悄地站在河岸上，小声地交换着意见，似乎是怕惊动了水里的鱼们，但是，我在岸上却始终也没有看清楚水里的鱼们在怎样游动。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鱼们的游向，然后将点燃的炸药抛入江中，轰的一声炸响后，就会有一层白花花的大大小小的鱼浮在水面上。这时，我们就会全体下到河里捞被炸死的鱼。不过，浮在水面上的都是一些不太大的鱼，而大一点的鱼会沉到河底，必须要潜入河底才能把大鱼捞得上来。那个时候的清江河鱼还非常多，运气好得话甚至还能打到娃娃鱼，当然最多的还是鲢鱼，我们就炸起过十多斤重的鲢鱼，也打到过7～8斤重的娃娃鱼，一般一炮都会收获10～20斤鱼，我们最多的一炮曾经捞起过50～60斤鱼。
早上炸到鱼以后我们就会找一家工地附近的老乡在他们家搭伙做鱼吃，吃不完的鱼就卖给铁路上的工人。那段时间我们是天天中午都在吃鱼，我们做得鱼虽然缺少调料，也没有油，基本上就是白水煮鱼，却也别有风味，吃不完的鱼还可以带回家继续享用，直到后来看见鱼就开始反胃。就这样，我们挖了多少天电桩坑就炸了多少天鱼，后来还将多领的炸药、雷管又继续炸鱼，而铁路上工人们当然也不是什么善碴，他们同样也经常用炸药来炸鱼，等宝成线的电气化改造完成，清江河里的鱼就被炸死得差不多了。
3.
我们砌完河堤后不久就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双抢季节”，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种。既要把头一年种的小麦、油菜等收割了，收割小麦、油菜等一般都是一大早天还没有见亮时就开始了，如果到了太阳升起后再收割，小麦粒等比较容易脱落。然后马上就要将牛圈里的干粪背到割了小麦的地里，然后均匀地撒到地里，而犁地的老把式们很快就会把地犁一遍，如果收了小麦的地是坡地，生产队就会组织人们种上玉米。生产队种玉米也类似于流水线作业，先是把已经被到地里的干粪撒匀，然后就是老把式们赶着牛把地耕一遍，随后妇女、半大孩子等半劳力在耕好的地里按一定的间距挖出种玉米的窝，然后就是有经验的老头们往挖好的窝里扔玉米种子，紧接着就是老把式们往扔了种子的窝里浇上一瓢稀粪，而壮劳力们就负责往山上担粪，最后又是一些半劳力将浇了稀粪的玉米窝用土盖上，玉米就算是种好了。整个种玉米的过程紧张有序，一环扣一环，一会儿就种上了一大片玉米地。而如果收割了小麦的是水田，也是先要将干粪背到田里并均匀地撒到水田里，然后就是放水泡田，田泡好后老把式们就开始犁田和耙田，在这同时又会有人在秧母田里把育好的稻秧扯出来运到耙好的田里，最后大家一起动手栽秧，也是很快就会使一大片水田变的翠绿。我们插队的时候猫儿坝还没有通电，也没有柴油机，所以小麦、大豆等脱粒全是靠人力，在中午太阳最大的时候，将收回来的小麦或大豆铺在生产队保管室前的打谷场上，然后大家排成一排用连枷使劲拍打已经晒干的小麦或大豆脱粒，最后用人力风车把小麦或大豆分离出来。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要出早工，晚上也要天黑了才能收工，中午最多也就一个小时的吃午饭时间，有时候饭还没有吃完就又要出工了。猫儿坝的农民们一般家里都留有人，出工的人回家就可以吃到现成饭，吃完饭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而我们知青就只好手忙脚乱地烧火做饭，吃得简单一点的话也还赶得上大家出工。但由于我们知青没有养猪，当然也就没有做好的腊肉可吃，当猫儿坝的人们在双抢季节为补充体力家家户户都腊肉飘香的时候，我们还是吃平常吃的没有一点油水的饭，实在是想吃肉的话也只有到十几里路以外的公社供销社去买每月供应给我们的半斤肉，而且国家供应我们的副食品只有半年，这以后想吃肉就只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双抢季节是我第一次担粪，也是我第一次使用猫儿坝的那种翘扁担。一开始是往不太高的坡地上担粪，由于从来也没有使用过扁担来担东西，更不要说是使用翘扁担担粪了，我一开始连换肩都不会，只能用右肩担，而且走起来摇摇晃晃的，两只粪桶晃过来晃过去，掌握不了平衡，特别是走在滑溜溜的狭窄的田坎上更是一步一摇，狼狈不堪，粪也洒了不少，弄得田坎更是滑溜。在担着粪桶往坡上走的时候，腿部肌肉用力非常大，我强撑着把那一担粪担到了地头时，一路的晃荡就只剩下半桶粪了。我看着季真金们轻松的有说有笑地担着粪一路飞跑，而且一点粪都不会洒出来，他们似乎还一点都不觉得累。又看看那高入云霄的还没有收割的麦地，心想：这样高的地以后也要把粪担上去吗？不知会把人给累成什么样子。唉，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季真金们一样就好了。
用一个肩膀来担粪当然是不能持久的，我也学着季真金们的样子换肩，但是沉重的担子在换肩时很快就将我娇嫩的颈项磨破了，两个肩膀也被担子压得红肿起来了。没担几担粪，除了肩膀和颈项红肿了以外，我的双腿也开始不听使唤了，双腿沉重得好像是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了。当天收工以后，我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了宿舍，沉重的腿却怎么也迈不过农村那老式房子的高门坎，要用手帮助拉一拉腿才进了屋。晚上我晚饭也没有吃就躺在床上，直到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农业劳动的艰苦，才真正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名诗的内涵。正当我浑身酸痛不想起来做饭的时候，生产队长方志明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煎蛋面条来到了我的宿舍。他关切地问：“今天你累惨了吧。快起来把这碗面条吃了，人是铁，饭是钢，再怎么累也要先把肚子喂饱。要不然你明天就更没有力气了。”
我感激地撑了起来，已经饿慌了的我很快就把一大碗香喷喷的煎蛋面吃完了。吃完面条后，力气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我擦了擦嘴说：“谢谢，谢谢。没你的这一大碗面条，我还真的是没有力气了。哎，农村的劳动怎么这样累人，我今天肩膀也肿了，腿也抬不起来了。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刚一开始都是这样，我们农村的娃儿开始的时候还不是跟你一样，好多人还不如你呢，你看有好几个跟你一样大的娃儿，他们不都是在跟着那些婆娘们一起做活路啊。我们这些做惯了的人在双抢季节的头几天还不是累得来话都不想说。不过，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只要熬过这几天就好了。如果你坚持不住，那你就永远也过不了这一关。”方志明笑了笑，边收拾碗筷边说，他最后又补充了一句，“人是贱皮子，再苦再累只要你坚持下来了，最后也就适应了。”
白天的劳累使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天未见亮就又听见方队长的出早工的吆喝声，我翻身起床后感觉比起昨天晚上来已经好了许多，腿也没有那么酸痛了，肩膀和颈项也没有那么疼了，力气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身上。
第二天生产队没有在坡地上种玉米，当然也就不用往坡上担粪了。那天全天都是收割麦子，中午就在打谷场上打麦子。谢天谢地，这样实际上就等于是给我的肩膀和腿放了假，让他们有了一个恢复的时间，如果第二天仍然是接着往山坡上担粪，我能不能坚持下来还真是不好说。
就这样，不服输的我终于坚持了下来。随着小麦由低坡到高山的成熟，我们担粪也由低坡慢慢往高山上担，一直到最后生产队最高的最陡的二火地（因路途遥远，每天每人只能担4担粪上去，因山路陡峭，没有把粪桶放下来休息的地方，中途就不可能把粪桶放下来休息，而是一肩担到底）。而我也随着这个进程适应了这种艰苦的劳动，到双抢季节完了的时候，我已经跟季真金们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劳力了。
插秧是一项男女老少都能够干的活路，它并不需要很好的体力。但是，真让你从早到晚都弯着腰，赤着脚不停地在水田里插秧也是很累人的，腰稍微不好一点的人是坚持不下来的，插一天秧你的腰就像要断了一样的难受，连季真金们都时常要脚在水田里，腰在田坎上拉伸一下自己的腰。山区的水田不像平原的水田是四四方方的，一般都是依山势而建，是很少有规则的。在这样的水田里插秧，为了把稻秧插得整齐，大一点的水田都会由1～2个插秧技术好的人先“打轧”，就是由他或者他们先插几行基准秧来，然后其他人再以这个基准把整个水田的秧子都插完。那些技术好的插秧能手还可以在水田里插出“二牛相对”或者“二牛相错”来。所谓“二牛相对”就是在一块水田的两端分别由两个人背对着插秧，他们二人要在水田的中央碰在一起，他们所插得秧正好成一条直线，两个人稍微有一点偏差就碰不到一起，所插得秧也就成不了一条直线，就失去了“打轧”的意义；而所谓“两牛相错”就是二人分别从水田的两头插秧，最后刚好在水田的中间相错开一行秧，这也需要非常高的技术，而且水田越大、越长技术要求就越高，后来一些地方就用牵绳子的办法来代替人“打轧”。而在猫儿坝一直都是由插秧技术好的人来“打轧”，春风2队一般都是由龙志坤和季真金和其他几个做庄稼的老把式来“打轧”。
我第一次插秧是在烧坊下面的一块水田。插秧看似简单，只要将稻秧插到水田里就行了，但是，要想插的快，插的整齐，插的好就没有那样容易了。我也学着季真金的样子把一捆稻秧解开，拿一部分在手里，剩下的就用左胳膊夹在左腿上，左手分出几枝秧苗，再用右手把分出来的秧苗插进水田里。看似很简单的动作，但一开始我的左右手就是配合不好，注意了右手插秧，左手就忘了分秧苗，要不然左腿上夹着的秧苗又掉进了田里，搞得我手忙脚乱，不但快不起来还插不整齐插不好，其他人都插到田头了，我还只插了一半。而做得最差的是老是掌握不好插秧的深度，不是用力太大将秧苗插得太深就是用力太小插得太浅，插得太浅了秧苗不一会儿就浮到了水面上，你又得补栽，而插得太深了，秧苗返青的时间就会长一些，不利于稻秧的生长。后来，在秧苗返青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能看出我第一次插的那几行稻秧与其他人插的稻秧有明显的不同，长得要差一点，还有就是插的秧不像别人那样是基本聚在一起的，而是几枝秧苗向四周散开，俗称‘狗爪爪秧’，秧苗栽成这样，不但不好看，也长不好。不过，我在连续插了几天秧以后也就慢慢掌握了插秧的要领，到了这一年插秧的末期，我就可以跟得上季真金们的插秧速度了，也可以又快又好的插秧了。
土地梁上有几块水田是春风2队最难插秧的水田，你只要一下到这几块水田里就会把你的赤脚硌得生疼，手指在插秧的时候也会被田里的尖利的硬块划破，我第一次在这几块水田里插秧时双手和双脚就被硌得满是伤口。我掏起一块硬块一看，是一块土红色的，表面好像是被烧过一样的“石块”，我问方志明道：“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这几块水田里全是这些硬块？”
“哦，这个东西嗦。这是原来58年大炼钢铁时土高炉的残渣。大炼钢铁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两个小土高炉，当时把家家户户的锅儿都砸了来炼铁，铁没有炼出来多少，却把祖祖辈辈的锅儿都收刮光了。”方志明边插秧边说，“后来，好像是在前年吧，才把这两座土高炉拆了平成了水田，但是，水田里就满是这种扎人的炼渣了。”
“那你们原来炼铁的时候是用什么来作为燃料呢？没有电，你们是怎么鼓风的呢？”我有些好奇地问。
“嗨，你还不晓得，原来我们这里的小溪边全是几个人都抱不过来的青树，大炼钢铁的时候全都砍了炼铁了，真是可惜。”龙文光摇着头叹了一口气又说，“没有电就用风箱鼓风嘛，就是你前段时间看到的我们铸犁铧时用的那种人拉的风箱，不过要大得多，当时的那个大风箱要十几个人来拉。炼铁的时候的场面大得很哦，火光把半匹山都映红了，那个时候我们猫儿坝的人是连更宵夜的干，硬是热闹得很哦。那比起铸犁铧的场面是大了不知道多少倍。”龙文光吧嗒着叶子烟杆，眯缝着眼睛像是又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大炼钢铁的年代。
在双抢季前生产队在李家坝砌了一个炉子化铁，自己铸犁铧，那天也有十来个人搞了整整一天，拉风箱都有三个人，晚上炉火也是把李家坝的夜空映得通红。那个化铁炉就在我住的吊脚楼旁边，当时那个热闹的铸铁场面就像是《天工开物》里的画面。我又好奇地问：“最后你们炼了多少铁出来呢？”
生产队长方志明伸了伸腰，嘿嘿一笑说：“炼个狗屁的铁！全猫儿坝的人折腾了差不多两、三个月，满坝子的树子砍完了不说，还把所有人家的锅儿都收起走了，最后也才只有几百斤铁出来，而且还是什么‘海绵铁’，根本就不能用。”方志明看看自己脚上的伤又说，“狗日的，害得老子们现在都还不伸展。”
短暂而又漫长的一个多月的双抢季节终于过去了。在这一个来月里我的衣服是每天要被汗水浸湿五次，就是说每一“气”要被浸湿一次，而当“歇气”的时候被汗水打湿了的衣服又会被骄阳给晒干。由于用衣服的下摆来擦脸上的汗，衣服的两个下摆和衣服的后背都会有白花花的一层盐，一个双抢季节还没有完，我的那件半新的外衣就已经差不多该报废了。我的体重也由双抢季节前的130多斤一下子减到了只有110多斤，差不多减重20斤！不过，我终于闯过了劳动关，而且人也比过去更结实了，从几个月前刚插队时的细皮嫩肉到现在的满手老茧，从没有用扁担担过东西，连换肩都不会，到现在担着粪桶快步如飞地“飘”在田间地头，到也能像季真金们一样从田坎上担着满满的粪桶爬上跳下，从一开始并不被老乡们认可，认为我最多就是一个半劳力，是一个城市来的娇生惯养的学生娃，到被全体老乡特别是以季真金、龙志坤们为代表的全劳力们一致认为我是与他们一样的全劳力。这种巨大的，也可以说是痛苦的，脱胎换骨的变化，是在我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鲜血才换来的。其间，我也有过退却的念头，但是我最终坚持过来了。在这艰苦的一个来月中，我不但体会到了农民劳动的辛苦，粮食得来的不易，和农民的劳动付出与得到的不成正比。还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事情，只要你坚持下去，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有你坚持下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你相信自己，不放弃，别人能做到的，你一定也可以做到。这才是我在农村插队所获得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当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选择的时候，我都会用在农村插队的经历来激励自己，“这个困难算什么，比起在农村的困难来这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一定行，你一定能够办到！”。
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集体劳动也并不像现在的某些人的“宣传”，认为集体化以后因为所谓的“大锅饭”而消弱了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那时的人们在集体劳动中的劳动热情还是非常高的，劳动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整个双抢季节期间满山都是高亢的山歌，都是人们你追我赶的劳动场景，小伙子们更是骠着劲地比赛着干，其他大多数社员也都没有偷奸耍滑，就是有极少数出工不出力者，也会被大家看在眼里，在评工分的时候是一定会被大家评得很低的，毕竟荣誉感也是一种激励手段，如果是同样的大小伙子，别人都能做到，而你不能，那你在众人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以后你在这个集体中是没有地位的。再说，大家也都明白，生产队的事情不搞好，到了年底，自己的分配就会减少。
生产队的集体劳动都是紧张有序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窝工现象，就算是有个别时候生产队长安排得不那么周全、合理，人们也会主动的提出来或者主动去干好。这还不光双抢季节是这样，而是全年都是如此。那个时候生产队是全年都有活路要做，人们是一年四季都在忙，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在做事，猫儿坝的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在那几年完成的。人们都明白只有把生产队的事情办好了，自己才能多分一些粮食和现金。不过，那时的农村就算是人们一年忙到头，收入也与付出远远不成正比，打下的粮食也只能是够吃饱肚子，并没有多少富裕的粮食拿来发展养殖业和其他农副业。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农业的科技水平低下和那时的政策限制农民搞副业有关，当然还有交通条件的限制，所有的农副产品基本上都是靠人力用背篼背，可以想见，仅此一项就已经卡住了农村发展的脖子！就猫儿坝的情况来说，其实与所谓的大锅饭泯灭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关系并不大。那时的水稻由于不是现在的良种，你就是再怎么精心侍弄产量也上不去，而从大寨带回来的玉米良种也不太适合猫儿坝的水土，产量也提高不了多少，再加上基本上没有化肥，只是靠农家肥，粮食产量当然不可能高。每年的收成交了公粮后就只够自己吃饱肚子了。不过，学习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倒还是获益匪浅，满山的坡地都整修成了平整的梯田，而且那时人们的付出直到今天猫儿坝的人们还在继续获益。
可以说我是在双抢期间基本上算是闯过了劳动关，在这以后我对农村的一般体力劳动都可以干的下来了，但是有许多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农活我还是没有涉及。后来在生产队建粉房时我又学会了拉大锯解木料，学会了做砖。拉大锯是方志明教的我，我们两人拉对手解修粉房用的木料，一座房子建下来，我也就基本上会解木料了。
由于那个时候猫儿坝没有电，当然也就没有砖瓦机，制造砖瓦全是靠人工用秦砖汉瓦的方法，造砖是用泥弓取下一块和好的泥使劲往木制的砖模里摔下去，用泥弓划去多余的泥以后再打开砖模，一匹砖就做好了。那时我一天最多可以做1000多匹砖。做好的砖瓦等晾干以后就码放到窑子里，我们烧砖瓦全是用不再长木耳的青柴当燃料，在烧火师傅的对火候的掌握和指挥下，几天以后一窑砖瓦就烧好了。我后来也学会了破竹子划篾条，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学编背篼之类的农具，不是没有学会，而是没有来得及去学，我想，如果再多一点时间，我也是一定能学会竹编技术的。
当时的猫儿坝就是这样，其实，当时的中国农村都是这样。基本上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大多数的生产、生活用品都是自己生产的，很少拿去交换，当然就更不用说变成商品了。而少数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又总是要凭票供应。在那时的环境下，一个人如果要想生活得好一点，就一定要多学会几门手艺，，多一点技能。而猫儿坝的人们一般都有这些手艺和技能。
4.
在这以后，我又自告奋勇地报名参加了挖“铝矿”。由于挖“铝矿”是生产队的一项重要的副业，当时生产队的现金收入主要就是靠卖“铝矿”。“铝矿石”是卖给湖南和重庆的企业，但是惭愧得很，“铝矿石”究竟拿来做什么我到现在也不清楚，而且是不是炼铝的“铝矿”我也不清楚，反正那时大家都叫这种矿石为“铝矿”，就是那些挖了几年的“老矿工”们也不知道“铝矿”究竟是拿来做什么用的。不过我认为很可能不是用来炼铝，因为炼铝的矿石是“铝矾土”，而我们挖的“铝矿”与“铝矾土”的外观似乎也相差甚大。当时“铝矿”的卖价是36元一吨，而且这个价格还是把矿挖出来后，再背下山到清江河边，然后用船运到10多里外的火车站交货的价格，就是这样低的价格，生产队也觉得是相当划算的了。其他没有“铝矿”藏或者离铁路较远的生产队都非常羡慕猫儿坝有这样一个来钱的副业。
“铝矿”就埋藏在紧挨着宝成铁路的大山上。“铝矿石”呈灰白色，外观跟普通石灰石有些类似的岩石，但比重要比石灰石大一些，而硬度与石灰石差不多。我们挖“铝矿”的方法是非常原始的，首先是由有经验的人在山上的岩石中发现“铝矿”的露头，然后人们就顺着露头挖进去，“铝矿”的矿体一般只有30～50厘米宽，有时甚至只有10厘米宽，那就要看你的运气了，也有可能一开始矿体比较宽，挖着挖着矿体就变窄了，当然也有可能正相反，全看你的运气。为了节省无效劳动，矿洞一般只有一人多宽，只要人能钻进去就行了。由于地壳运动的原因，矿体并不是呈水平状或者很规则的状态，而是呈扭曲状，矿体夹在其他岩石中忽而向上，忽而向下，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所以，我们找到“铝矿”的露头以后，顺着露头挖的矿洞也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很少有较长一段直洞的情况，根本不可能预先设计好矿洞，再根据设计开采。而且狭窄的矿洞在拐了两个弯以后就一点光线也进不来了，除了我们的一两盏摇曳飘忽的如蚕豆般大小的昏暗的煤油灯光以外，洞子里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
猫儿坝的几个生产队都在同一个地点挖“铝矿”，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规划，更没有什么设计图纸和统一部署。谁在什么地方发现了“铝矿”的露头就从露头处开挖，矿体怎么走，矿洞也就怎么挖。由于矿洞狭小，每个工作面一般只能有两个人挖。所以一个生产队往往有好几个矿洞，我们春风2队一般都是同时有6个人在3个矿洞里挖矿。
由于是在岩石里挖矿，所以挖矿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炮眼放炮，两个人轮换着打锤和掌钢钎，打好几个炮眼后就装药放炮，炮烟散去后人再进去挖掉炸掉和炸松的岩石。由于矿体的走向不定，矿洞曲里拐弯的且有些的地方坡度很陡，无法敷设轨道或者使用小车，只能用人力将“铝矿”和废渣分别背出矿洞，如此周而复始。“铝矿石”积攒多了以后生产队就会组织大家到矿山来把矿石背下山，而我们挖矿的人每天下午收工的时候也会顺便背一背矿石下来。
由于挖“铝矿”的危险性和艰巨性都比较大，所以挖“铝矿”都是自愿报名，而生产队给每个参加挖矿的人每天记12·5分，在加上每天还可以顺便带一背矿下来，所以每天差不多可以得到18个工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与在地里干农活收入要多得多。不过，正因为危险性和艰苦性都较大，就是这样的“高收入”，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下到矿洞里来挖矿，比如那几个复员兵就没有一个人愿意来挖矿，而我是第一个自愿到矿山来挖矿的知青。
我一开始是和一个叫曾学全的人配对挖矿的。曾学全是“司令”的姐夫，他的家就在烧坊下面一点的小溪边新修的独立屋里。我插队时曾学全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男孩了，曾学全有1·85米以上的身高，身体非常结实，也是猫儿坝的一个一等的全劳力，他白净的面皮上只有非常稀疏的几根胡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右脸从额头一直到下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紫红色的大伤疤，这条伤疤把一个本来非常英俊的小伙子给破了像。不过，万幸的是这条伤口没有伤及眼睛及其他重要器官，也一点没有影响到曾学全的生活和劳动。
在矿洞里打炮眼跟在外面打炮眼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打炮眼一般都是从上往下打，二锤可以使足了力气抡园了往下打，而在矿洞里打炮眼却是各种位置都有，比如从下往上打，也即俗称的“望天锤”，打“望天锤”时，打锤的人有时甚至要采用睡姿，或者半弓着腰从下往上打，姿势很别扭，也很不好用劲，而掌钢钎的人往往是采用背对着打锤的人，把钢钎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还有就是打水平锤，打锤的人是从自己的腰部抡锤，也比较不好用劲。由于矿洞非常狭窄，在矿洞里打炮眼时抡锤就抡不开，打锤的效率比在外面差了许多，在矿洞里打一个炮眼，在外面就要打两个同样深的炮眼。还有最困难的是我们那时在矿洞里的照明设施只有最简单的煤油灯，而且一般两个人才有一盏煤油灯，也就是说一个工作面才有一盏煤油灯。我们用的煤油灯是自己在小玻璃瓶中放几股棉线做的，不但亮度不高，在黑洞洞的矿洞里就像鬼火一般，而且这种煤油灯点燃后就会冒出黑烟，在矿洞里挖上一天矿就会把人熏得漆黑。有一段时间我们连煤油都买不到了，只好用桐油来代替，桐油灯的亮度更差，冒的黑烟更大更多，弄得整个矿洞里都是黑漆漆的烟子，再加上放炮以后的粉尘，在矿洞里工作一个星期，出来后往往就会吐一个月的黑口痰。
正是由于在矿洞里不好打锤，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被二锤打伤过，不过大家都是比较有经验的人，所以伤得也并不太重。我有一次在掌“望天锤”的时候就被曾学全一锤打在了背上，不过锤头是从钢钎头上滑下来后打在我的背上的，已经减轻了力量，所以伤的并不太重，而我也将曾学全的手指打伤过，也是二锤打滑后打伤的人，并不是直接打伤的人，所以只是擦破了一点皮。
但是，在矿洞里最危险的还是在清理放炮后被炸松了的岩石时，而最最危险的就是清理头顶上的称之为“顶板”的岩石。有一次我就在用钢钎撬一块头顶前上方放炮后松动的岩石时，在那块岩石撬掉的同时，我头顶上的一块脸盆大的石头也掉了下来，幸好我躲的快，石头只是将我的脚趾砸破了一点皮，没有什么大碍。当然还有放炮事故，比如排除哑炮，每一次放炮以后一定要仔细核对装炮数和实际炸响数，如果对不上，就要在等一段时间以后再去检查那一炮为什么没有响。排除哑炮时也一定要胆大心细，查明原因后采取正确措施迅速排除，清理哑炮最有经验和最勇敢要数龙志坤，大多数哑炮都是他自告奋勇清理的。
由于几个队的人都在同一个地点挖矿，又没有统一的规划，大家都是跟着露头往山的深处打矿洞，有时候矿洞打着打着就互相打通了。有一次我和曾学全刚打好一个炮眼，我们大声问其他人开始装炮没有？我们也隐约听见其他人回答开始装炮了。当我们正准备往炮眼里装炸药时就听见我们的头顶上和我们这个矿洞的拐弯处叮叮咚咚响开了炮，炮声一响，我们的煤油灯就被爆炸的气浪给震熄了，在一片黑暗之中，只听得地动山摇般的炮声在狭窄的矿洞中回荡，我们蜷缩在矿洞的角落里，闻着刺鼻的硝烟味，气浪把我们像小树枝一样的摇晃着。曾学全靠着我，浑身发抖，嘴里不断地念着“完了，完了，今天要被埋在这里了。”头顶上的炮声刚一响，他有些歇斯底里地拉着我说：“赶快跑，赶快跑。”
这时的我却十分冷静，从炮一响我就知道其他人肯定是把我们的问话听成了“点炮了”，而我们又恰好听成“装炮了”。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这个矿洞往外走的第一个拐角处的叉洞里龙志坤和李进成也打有好几炮，如果我们这时跑出去，说不定就正好被那几炮给炸死。这个时候我们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呆在原地，只能是求老天爷保佑我们头顶上3队挖的洞不要被炸穿。于是，我拉住曾学全并给他说：“千万不能跑！拐角处有好几炮，跑出去就正好被炸。”我的话音刚落就听见拐角处的炮响了起来。
短短的几分钟就像是过了一个世纪，炮声终于停了下来。我们摸索着点亮了煤油灯，昏暗的灯光勉强穿透矿洞里的烟尘，曾学全颤抖着装好了我们打好的那几个炮眼，我点燃引线后拉着曾学全迅速撤离了矿洞。当我们走出矿洞后在我们的后面又响起了轰隆隆的炮声，外面的人这时才知道刚才响炮时矿洞里的人还没有全部撤完。曾学全黑着脸直怪罪大家：“你们是怎么搞的？我们还在装炮，你们就开始点炮了。幸好今天小廖冷静，要不然我们两个人就被炸死在里面了。”其他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也赶忙向我们赔罪。但是大家最终也没有想出一个什么好办法来避免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故。
第二天3队的矿洞就与我们的矿洞打通了，如果是他们提前一天与我们的洞子打通，那天我和曾学全就真的被埋在矿洞里了。也庆幸我们那天还没有点炮，如果我们点了炮，还没有撤出来的时候，其他人的炮就响了起来，我们还真是没有地方可跑，不是被其他人放的炮给炸死，就是被自己点的炮给炸死。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我们中午都是自己带米、面和菜在矿洞外的一处凹进去的石壁下埋锅造饭。几个人把各人带的东西拿出来统一加工，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就可以吃上热腾腾的午餐。吃完午餐后还可以小憩一会儿。有一天中午吃完饭后，我到转角处大便，刚解完大便，我顺手拉了一下插在石缝里的一根钢钎，那根钢钎本来是轻轻插在石缝中的，谁知这时却怎么也拉不出来了，我忙喊：“赶快跑出来！赶快跑出来！岩子要垮了！岩子要垮了！”当石壁下的人们刚刚跑出来，一大块岩石就垮了下来，正好砸在大家刚才休息的地方，但没有一个人受伤，只是把我们煮饭的铁锅砸的粉碎。
还有一次，龙志坤和我配对挖矿，也是在我们还没有装炸药的时候别的人就点炮了，由于我们在矿洞的最深处，也不敢往外跑，我们两人也是在那地动山摇的震荡中，在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在那刺鼻的硝烟中又度过了难捱的几分钟。
不过，人们常说的下矿井是五面石头夹一块肉，是在阎王殿里找饭吃，有一些死伤是正常的事，没有死伤就是奇迹。万幸的是我在矿山上挖矿的半年多时间里，除了不可避免的负一些小的伤以外，还没有人在矿山负过什么大的伤，当然也更没有人遇难，真是遇上了奇迹。但是，矿洞里的空气十分污浊，除了有煤油灯冒的黑烟以外，还有放炮后的硝烟和矿石的粉尘，这些东西呼吸到人的肺里去以后，时间一长是会得尘肺病的。我在矿洞里挖了半年矿，出来以后就吐了差不多一年的黑痰，只是还没有得上尘肺病。
从矿洞里把矿石和矿渣运上地面也是相当艰苦的劳动。由于矿洞狭小，只能容一个人背着背篼通行，矿洞又是曲里拐弯的，有些地方矿洞的坡度甚至达到了50～60度，所以根本没有其他办法往外运送矿石和矿渣，我们只能用背篼一背一背地往外背。再加上矿洞里没有照明设备，往往是只有工作面上才有一盏煤油灯，而其他地方就完全是一片黑暗，我们只能是背着重物摸索着往外爬。当我背着200来斤重的矿石手脚并用地爬行在黑暗的矿洞里，四周一片静谧，只听见自己的如牛出气一般的喘息声和小块石头滚落的骨碌声，那滚落的小石头沿着陡峭的矿洞撞击着一直往矿洞的深处滚下去，骨碌碌的响声在封闭的矿洞里回响着，小石子滚落时的撞击声和回声连成了一片，分不出来哪是撞击声哪是回声，响声越来越大，以至成了一片嗡嗡声，突然，小石子终于落到了底，一切又归于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自己的喘息声和心脏咚咚的狂跳声依旧伴随。终于，前面出现了一点亮光，亮光越来越大，最后，刺眼的阳光照在了身上，一背矿背出了矿洞。我就像是从地狱里出来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山林里的新鲜空气，听着小鸟叽叽喳喳的歌唱，全身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中，林间的小风很快就将身上的硝烟味和煤油烟味带走。人间真好！唉，只是我马上又得回到地狱之中。
每天，我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打眼放炮，然后背矿石和矿渣出洞。每隔几天，生产队就会派人来把开采出来的矿石背下山，背到山下的清江河边，等到河边的矿石积攒多了以后再用船运到10多里路外的火车站去卖掉。
5.
春风2队的“船甲子”叫龙文广，他也是住在大院子的一个老贫农。龙文广当时已经快50岁了，解放前他就在嘉陵江上当船工，那时他北上陕西，南下重庆，是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物。龙文广人长得很精瘦，留着一小撮已经开始花白的山羊胡子，头上一年四季都裹着兰布裹头，嘴中始终不离一杆一尺多长的叶子烟杆，黝黑的皮肤，脸上刀刻一般的深深的皱纹和骨节粗大的双手，两只深邃的眼睛盯着陌生人看时总是会把那人盯得来先撤回自己的目光，他的嘴中还时不时地会冒出几句放船人的“专业术语”和粗犷的骂人话，休息时他也会给这些放船的小辈们吹一吹年轻时走南闯北的奇闻趣事和自己的风流韵事，他常挂在嘴边的妙趣横生的“言子”，都表明这是一个极有主见的对自己的“船甲子”权威不容别人质疑的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小老头。
在春风2队决定要开采铝矿时就同时决定要造一条船，没有船是不可能把开采出来的矿石运到火车站的。要造船就要先到几十里以外的大山里伐木，然后将伐下来的树就地解成造船用的木料，最后，生产队派了好几十个人到山里把解好的木料扛了回来，就是这次在山里采伐造船的木料时顺便把我们几个知青的床枋料也采伐回来了。
造船当然是在龙文广的指挥下进行的，放线、吊墨等都是他亲自进行，旁人不得染指。放好线后的锛、锯、刨、凿则由龙志坤、季真金们来具体操作。造船用的抓钉、桐油、麻、竹绒、石灰等全都是生产队自己生产，自己解决。不到一个月，一条用桐油漆得黄灿灿的木船就下水了。
我在矿山上挖了半年矿后又转到船上去运矿石到火车站了。根据生产队不成文的规矩，到矿山挖矿石和放船运矿石基本上是半年就要轮换一次，所以我在插队的第二年的夏天就与李进成、曾学全、龙志坤、季真金一起成了龙文广的部下。
为了少晒一点夏天河坝上那无遮无拦的火辣辣的太阳，我们就要天不亮就撑着船到铁路涵洞边的矿石堆积地装船，每一船差不多要装6～7吨矿石。装好船后我们就驾船顺江而下，船驶过猫儿潭平静的水面后不久就来到了猫儿坝口——我们要经过的第一个险滩——猫儿滩，这个河滩在夏天涨水时非常险峻。清江河从平静的猫儿潭缓缓流过，拐了一个弯后被左岸的一大块巨岩一挤突然变得非常狭窄，湍急的河水咆哮着向左岸的石壁冲去，在长年累月的撞击下石壁也被撞下来好几大块巨石横亘在航道的左侧，而被石壁撞碎的河水溅起几丈高的浪花，把整个猫儿滩弄得雾气腾腾的，狂怒的巨浪在石壁的阻拦下被迫又扑向右岸，拐了一个S型的湾后才冲出了险滩。我们驾船驶过这里时大家的神经都高度紧张，大家都明白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船冲向那几块横亘在航道左侧的巨石，就会船毁人亡。船一进入滩口龙文广就会喊起高亢的号子，站在船头他的“船甲子”的位置上，只听得他一边高声喊道：“伙子们展劲哦！狗日的猫儿滩，老子们来了！”，龙文广一边用船桨在船头使劲别着急流，掌握着船行的方向，而我们几个也齐声喊着号子在龙文广的指挥下手拿5米多长的竹子做的船篙用力撑着岸边的巨石，不让船被河水冲到石壁上撞碎，船被巨浪托起上下起伏着，颠簸着，最后，船头在我们的努力下不情愿地拐了过来，我们终于冲出了险滩。
驶出了我们这一路最大最险的河滩以后就又是一段平静的河流，只要不是涨水天，绿莹莹的河水清澈见底，有时甚至可以看见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我们摇着船桨或者用竹篙撑着船缓缓地在河中前行，右岸就是宝成铁路，时不时就有一列火车呼啸而过，然而，车厢里的人们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刚才在猫儿滩经历过怎样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又过了两个不算险的河滩后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火车站。
这两个浅滩虽然不像第一个河滩那样险，过滩的时候那样动人心魄，但有时候也非常麻烦。在冬季的枯水季节，这两个河滩的水都非常浅，有时候甚至只有不到一尺深，重载的船到了这里就会搁浅，船桨和竹篙都失去了作用，我们只好下水去推船，在漂着冰喳的冷彻骨髓的冰水中推船，个中滋味可想而知。不过，船都会在我们的齐心努力下，在船底与河中鹅卵石的咕噜噜的摩擦声中慢慢又向前滑动起来了，最后终于驶离了河滩。
我们的目的地是火车站，矿石将要在这里装车运到它们的最终目的地。我们的船抵达火车站旁的河边后，龙文广把“插杠”往船头的“插杠筒”中一插，威严地高喊一声：“格老子，船到码头车到站。伙子们，卸船！”
那时我们卸船当然也全是靠人力，而且卸船全是我们这几个“船员”的事，龙文广是“船甲子”，而“船甲子”是有不干诸如卸船一类笨重体力活的特权的。我们要将矿石背上一段大约有10米高的河岸，再走上大约100多米路后，然后连人带背的矿站在磅秤上由收矿厂家派驻火车站的人过秤，过完秤后再将矿石倒在指定的地方，就算完成了一背矿。我们平均每人要背近10背矿石，每背差不多都要背300斤以上，卸完一船的矿石也要一个小时左右。
卸船所背的路程虽然并不长，但是上河岸的那一段路却比较陡峭，再加上300来斤的重物压在身上，要想爬上那一段路也会耗尽你全身的力气，我每次爬过那段路时脖子上的青筋都是憋得老粗，满脸涨得通红，口中喘着粗气，两条腿在重压下不断地颤抖着向前挪动，每次爬那一段坡就像是过堂一样盼着快点结束。而当倒掉背上的矿石以后就会觉得是掀掉了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顿时就会感到无比的轻松，那种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卸船最危险的是背着重物从船上迈向岸上的那一步。船是没有刹车的，船到岸边后就用一根碗口粗的结实的木杠从船头的一个洞中插下去，木杠插在河底就可以防止船漂走，一般情况下插下木杠后还要用缆绳把船拴住。但有时候在缆绳拴得不太紧，木杠也插得不太牢的情况下，人在背着重物从船上往岸上迈的时候，当一只脚已经迈上了岸，另一只脚还在船上的时候，就有可能将船蹬开，而当船与岸边的距离越来越大，人的两脚也就会越分越开，在背负重物的情况下，人的脚一旦分得较开，自己是没有力量收拢脚来的，如果不能及时跨上岸的话，人就有可能被活活撕成两半！就是不发生这种极端的情况，也会连人带矿掉到水里。所以，从漂浮不定的船上迈上岸的那一步就要你看准了迅速完成，犹豫不定必将酿成大祸。轻者掉进水里，重者发生刚才所说的悲剧。
卸完矿石后是我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都会乘着到公社来的机会到供销社买一点日常所需的东西，也会帮别人带一些东西回去。公社或者邮局也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公社有什么文件、口信或者邮局有什么邮件我们都会顺便给带回去。偶尔也有个把人在带的东西较多的情况下也会搭我们的“顺风船”，龙文灿的那个在攀枝花工作的大儿子和他的上海媳妇在下了火车后，就是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搭我们的“顺风船”回家探亲的。
返航的路是逆水行舟，我们这艘无动力的木船只能是靠人力拉纤上行。纤绳是一条用竹篾条编成的好几十米长，2厘米粗的竹绳，纤绳的一头拴在船上，另一头就由我们几个“船员”在河岸上拉着前行，而“船甲子”龙文广自然是站在船头用竹篙撑船并指挥着我们。
我们光着膀子赤着脚，只穿一条短裤，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穿，全身赤裸着拉船。我们每人用一条短绳扣在纤绳上，然后短绳再套在我们的肩膀上拉着船逆水上行。上水的河左岸是沿着宝成铁路，右岸有些地方是悬崖绝壁，没有路，但是，拉船并不是主要看你拉纤的人好不好走，而是看水流的具体情况，有时候即便岸边是悬崖绝壁，但水流决定只能走这边的话，那我们拉纤的人也只得从悬崖绝壁攀爬而过，不过，我们还没有遇到要爬悬崖的情况。但我们的船在回去时很多时候只能走左岸。由于在修建宝成铁路时开山炸下的石头都堆积到了河岸边，而这些石块都非常尖利，人走在上面是非常硌脚的，有些石块之间的缝隙还比较大，稍不注意脚还会被夹在里面，很不好走。特别是在过滩的时候，我们几个“船员”纤夫，就要四肢着地，使出全力，喊着整齐的号子，龙文广站在船头高声喊道：“展劲拉哦！展劲拉哦！要过滩了！要过滩了！把纤绳格老子绷抻哦！×××，你狗日的是不是昨晚黑了活路做多了，雄起讪！”
实际上纤绳是永远也不会被“绷抻”的，这只不过是龙文广让我们展劲拉船的意思。我们拉着纤绳与急流抗争着，纤绳深深地勒进了我们的肩膀，我们的双手使劲地抓住岸边的大石头，脚也使劲地往后蹬着，我们就像是在与急流做着拔河比赛，船在我们的努力下一点一点地往前走着。有时候，在水流太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要稍不齐心，只要稍有一点松懈，船就有可能往后退，每当这个时候龙文广就会把木杠往插杠筒里一插，又开始高声叫骂起来：“龟儿子些！雄不起嗦？格老子展劲讪！再不展劲要打烂船了！”骂完他就又会把木杠抽出来，这时我们就又会警觉起来，一起努力把船拼命往滩上拉，在与急流的抗争中我们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在拉着纤绳的时候总会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那幅著名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油画上的那群衣衫褴褛的老老少少拉着纤绳艰难地在伏尔加河岸边走着，纤绳勒进了他们的肩膀，他们痛苦的弯着腰，拼命地拉着画面右边的一条大船，眼睛迷茫地看着前方，似乎在探寻他们未知的命运。油画所反映的场景与我们的现实何其相似！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耳边也会响起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和《伏尔加纤夫曲》那忧怨而激昂的歌声：
哎哟嗬，哎哟嗬，
齐心合力把船拉，
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唱起歌，
哎哟嗬，哎哟嗬，
拉完一把又一把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踏着河边青青野草，
背着纤绳弯着腰，
受苦受难哟，老老少少，合力拉着大船跑。
肩上纤绳好像钢刀，
皮开肉烂吃不消，
受苦受难哟，老老少少，合力拉着大船跑。
歌里唱的是“踏着河边青青野草”，还有那么一点浪漫的惬意，而我们却是踩着尖利的砾石，踏着滚烫的河砂，在没膝的漂着冰碴的刺骨冰水中推船。
夏天我们在一无遮拦的河滩上拉着船，火辣辣的阳光毫不怜悯地灼伤我们的肌肤，被阳光灼伤后的皮肤再被汗水一沾，更是火辣辣的疼，要不了几天我们就成了一群“非洲人”。而在冬天，空旷的河滩更是北风呼啸的舞台，我们卸船时被汗水浸湿了的衣服再被刺骨的寒风一吹，人就像是掉入了冰窖一样。最可怕的是船在浅滩搁浅以后，我们必须跳到漂着冰碴的水中推船，当把船推出了浅滩，我们的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腿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腿了。
放船的日子当然也并不总是那样痛苦、危险和艰难。我们也一样的有欢乐，有度过危险过后的幸福，也有卸下重担、把船拉上险滩过后的轻松。这种欢乐和轻松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每当我们齐心合力驾船冲过了险滩，又一次把死神抛在后面，每当我们竭尽全力把船拉上了滩，我们就都会油然而生出一种成就感，我们就会感到我们在与急流的拼搏中，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我们是最后的胜利者！就凭着我们几个衣不蔽体的人用几根竹篙，一付船桨就可以战胜那汹涌的滚滚急流，就能在船硬生生地快要撞上巉岩，快要将船和我们撞得粉碎前的一刹那又转危为安。每当这种时候成就感和轻松感就会油然而生。
每当我们在返航途中把船靠在一处平静的河滩处休息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就会撺掇“船甲子”龙文广讲一讲他以前在嘉陵江上放船的经历，龙文广也总是眯缝着眼一边抽着他的叶子烟杆一边给大家吹牛：“嗨，那以前我们这些放船的啥子东西没有见过哦？日本飞机炸重庆的时候那是啥子阵仗？嘉陵江和长江的江面上到处都漂得有死人！重庆那才叫炸得惨哦！烧起来的房子几天都扑不熄！防空警报一来，任谁都不许乱跑，有一次，防空警报响了，一个老几去追他的牛，喊他停到他不停，被宪兵一枪就打死了，那是个啥子阵仗哦！”
季真金又问：“那以前你们在重庆看没有看到啥子稀奇的呢？”
“你龟儿子一天就想稀奇好耍的。那个时候重庆的下江女人多的很，洋盘得很，头上都是烫的大波浪，他妈的就跟绵羊一样，脚上穿的鞋子磴磴有这么高。”龙文广张开手一比又说：“那些婆娘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味道硬是长得很哦。”说着龙文广站起来一扭一扭地学了起来，他在沙滩上边抽着他的叶子烟边扭着腰杆，他腰上的那个竹笆笼随着他的屁股扭动上下左右地乱晃，把我们笑了个前仰后合，疲劳也似乎离我们而去。
“她们穿的那个旗袍，叉子都差不多开到腰杆上了，白花花的屁股都露了半边在外头。”龙文广边说边用他的叶子烟杆在自己的大腿处比划着，
龙志坤们听他这样一说都嘻嘻哈哈地开起了玩笑：“龙广爸，那你以前找没有找过那些下江女人来耍呢？”
“我们这些穷纤夫子哪有钱去搞那个名堂嘛，能把肚子喂饱就算不错了，再说我们这些人粗手大脚的也不好意思去那些地方。不过，你不要看到那些女人那么洋盘，那个时候好多下江女人没得办法的时候，还不是只有去当鸡，那些女人的命也比我们这些人好不到那儿去。”龙文广吧嗒了几口烟叹了口气，“重庆的十八梯那个时候就全是开的妓院，那儿就是你龟儿子想去的地方。”龙文广用烟杆头边敲龙志坤的脑袋边说。
龙文广也经常给大家讲一些放船的趣闻，有一次我们刚刚拼全力把船拉上了滩，龙文广就大声武气的吼起来：“狗日的龙志坤，你龟儿子刚才咋个不展劲呢？你安心把老子冲下滩打烂船嗦？你娃儿是不是昨天晚上活路做多了，把劲用完了？要不是刚才老子杠子插得快，说不定老子就要喂鱼了。”龙文广骂人的原因是刚才在拉船上滩的时候龙志坤抻了一下腰杆，闪了一下劲，就在这当口船就往后退了一下，龙文广为防止船退，把木杠插了下去，大家都展劲后龙文广才又把杠子抽了出来。在大家的起哄声中龙文广又继续说道：“二天老子把杠子插下去，任你们龟儿子咋个展劲拉都拉不动，你信不信？”龙文广吧嗒两口叶子烟又继续说：“有一年我们放船到南充去，那个狗日的船甲子是个老骚棒，在过一个滩的时候，他一边扯起嗓子吼展劲，一边把杠子一插，前头那一帮子纤夫子四脚着地拼起命的拉也拉不动，他龟儿子跑到船舱里头跟他婆娘干了一回事才把杠子抽了。这下子船才拉上了滩。哎，你他妈的是不是也要我明天把老婆子带上船嘛？”
这时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全然忘记了刚才的疲劳。
人们都说，世间最艰苦，最危险的两项工作一是下窑子挖煤，二是当纤夫子拉船。在旧社会这两种工作也是最让人看不起的，煤黑子和纤夫子都是社会的最底层。我们虽然不是挖的煤矿，但是，挖“铝矿”与挖煤矿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我们的小“铝矿”比起大多数小煤窑还要来得简陋，劳动强度还要大得多，我们在矿洞里点的是煤油灯甚至是桐油灯，就是这两种灯都还只有可怜的一、两盏，我们出矿和出渣全是靠人在黑暗、狭窄、陡峭的洞子里背出来，只不过万幸的是我们的矿洞里没有煤矿里常有的瓦斯气，在半山上开采“铝矿”也没有了透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危险也仍然是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死亡的阴影也始终笼罩着我们，只不过我的运气好一点，在“铝矿”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在旧社会，居无定所的船民相对于陆地上生活的人们社会地位本来就更低一些，而纤夫们则是船民中的最底层，他们完全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最低的生存权利，他们一年四季只能是拉着船浪迹天涯，四海为家。我们虽然不是主要当纤夫为生，但是在短短的半年纤夫生涯中体会到了船工、纤夫们的艰辛，他们的生活决不是像尹相杰在《纤夫的爱》那首歌中那么浪漫，那么美妙。我认为，只有实际到矿洞里去挖过矿，去江边拉过船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些矿工和船工生活的不易，才能知道他们的所想，所盼，才能体会到社会的不公平所在，才能了解中国大多数人民，才能了解中国，从而才能知道中国究竟要怎么办才能发展起来，才能强大起来，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了解中国的农村，盲目地用国外的模式、经验来解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