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长期以来，粟特沿用打制技术铸造银币与铜币。公元7世纪之后，粟特开始臣服唐朝，为了主动示好，或是更加便利丝路贸易，粟特开始使用范铸法，以中国传统钱币作为蓝本，仿铸圆形方孔铜钱。本文以此作为出发点，考察了粟特铸币的历史背景及其方孔铜钱的种类，最后论述了粟特发行方孔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粟特；方孔钱；开元通宝
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其中心地区“马拉坎达”即是闻名于世的撒马尔罕。粟特人属于东伊朗人种，其语言粟特语是印度欧罗巴语族中的东伊朗语支。唐代初期，粟特贸易商队就开始沿着畅通的“丝绸之路”向东入华，向西曾到达拜占庭所控制的地区。由于粟特的地理位置处于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因而粟特钱币也不可避免地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因素，产生出各种不同风格的货币。
粟特铸币的历史起自公元前2世纪，约至公元8世纪停止，延续了近千年。早期铸币主要以古希腊币为蓝本，仿制德拉克马银币，这类银币均系打制而成，正背面印有君主形象，无方孔。公元30年，贵霜部翕侯丘就却统一五部，建立了贵霜帝国，粟特归入贵霜版图，此后粟特开始铸造带有本土特点的银质、铜质钱币，其图案风格与文字内容开始从希腊化逐步转向本土化。尽管这一时期持续时间较长，但所铸造的钱币仍属西方打制币范畴，而且钱币均为圆形无孔式。直至公元7世纪时，唐王朝开始统治粟特，受唐制的影响，粟特人开始使用东方铸钱技术仿制方孔铜钱，由此掀开了粟特铸币史的新篇章。
铸造背景
公元626年，这一年系唐代纪元武德九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随后继承皇帝位。此后，随着唐王朝国势的不断强大，李世民开始发动战争，积极对外开疆拓土，陆续征服东突厥、西突厥、龟兹、高昌、吐谷浑等西部诸国，并且多次大破高句丽。公元658年，撒马尔罕城主拂呼缦（Varkhuman）率领其它粟特九国领袖臣服唐朝，将粟特各国的宗主权转归大唐，并由唐政府在粟特地区设立羁縻州府，纳入“康居都督府”管辖，归于安西都护府治下。大约与此同时，西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创教，后于公元622年前往麦地那将伊斯兰教发扬光大。公元631年，穆罕默德基本统一阿拉伯半岛，此后阿拉伯地区开始向外扩张，公元651年推翻萨珊波斯的统治，同时阿拉伯的几任呼罗珊总督都在不遗余力地谋划着如何征服粟特。
虽然粟特诸王名义上臣服于唐朝，但实际上却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城邦自治。随着唐代手工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日益繁荣，长安逐渐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此时，唐太宗对外国采取了接纳的态度，并允许境外货币在唐朝疆域范围内流通，由此刺激了粟特人从事商业贸易的积极性。为了提升与唐代商品交换的便利，粟特人开始抛弃传统的铸币方法，由打制技术转化为范铸，并以中国历史上长期流行的圆形方孔钱作为蓝本进行仿制，此后成为粟特本国通用的货币形态。
中国铸造钱币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商代，早期的青铜铸贝已经具备了货币的基本职能。至迟于战国时期，圆形方孔钱已经开始出现，考古中经常出土的燕国“一化”“明化”钱、齐国的“益化”“益四化”“益六化”铜钱均属圆形方孔形态。由于方孔钱便于计数与携带，迎合了货币流通的基本规律，遂发展成为我国古代钱币的基本形制，并延续使用了两千余年。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开元通宝”开始发行，钱币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宝文钱”时代。开元通宝，圆形方孔，钱文四字直读，系书法家欧阳询书写。此时，翻砂铸钱技术日趋成熟，在快速提升铸钱效率、降低铸钱成本的同时，也使开元钱更加美观，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货”。
钱币类型
安国的那塔克王铜币和康国的西希庇尔王铜币是最早铸造的粟特方孔铜币。它们铸造于公元7世纪中叶，正是大唐势力介入粟特地区之后的产物。此类铸币形制上效仿中国的圆形方孔钱，但是其中大多数都是以纯粟特文为面文，背面为族徽的方式设计。以“西希庇尔王”方孔铜币为例。
“西希庇尔”的名号也是康国最早出现在钱币铭文上的王名，《隋书》记载其名曰代失毕，“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正面方孔上下为粟特文“shishpirishkhid”，可译为“西希庇尔国王”，其中“ishkhid”为阿拉伯语“国王”的粟特文转写。背面方孔四周为四个徽记，左侧为典型康国撒马尔罕城徽，右侧三尾王徽，上下两徽记极为特殊，上为变形后的“月纹”穿下为“日纹”。这几个特征表明此时康国地区除了受到汉文化影响之外，还颇受当时刚刚兴起的伊斯兰文明的影响。
在这之后不久，安国和康国便开始仿照唐代的“开元通宝”样式铸造面文为“开元通宝”背面为族徽的铜币，就是大名鼎鼎的撒马尔罕开元和布哈拉开元。撒马尔罕圆形方孔铜钱效仿中国的“开元通宝”钱铸造。
这类钱币在汉文典籍中也被称作“康国钱”。撒马尔罕开元铜钱正面和唐代开元通宝一样，为汉文“开元通宝”四字，背面方孔一侧是一个类似Y形徽记，与康国常用的徽记略有不同，康国徽记中间带有一个圆形符号。方孔另一侧是粟特文“βγy”，译为“统治者”。同样安国铸造的布哈拉开元也是类似的形制，其正面为汉文“开元通宝”，背面方孔一侧是一个布哈拉城的徽记。以开元通宝作为面文的粟特钱币，发行时间较短，故存世极为罕见。
同时期粟特人也有将粟特文和汉文同时铸造于方孔铜钱一面的铜币，如布哈拉元字钱。此钱正面上方为布哈拉城徽记，两侧粟特文，下方汉文“元”字。背面上方“十”字。但铸造相对不规则、重量较轻，与纯粟特文铜币相似。
随着8世纪前后阿拉伯的日渐强大，倭马亚王朝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运动，大唐也处于武周末期。唐玄宗之后，唐朝的政治经济政策侧重于内部治理，虽然之前的威慑依然存在，但对西北边陲的重视度开始降低。安史之乱之前，粟特仍有各式方孔铜币不断出现，比如石国在约公元740年之后才首次铸造了圆形方孔铜币。
石国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经臣服于唐朝，后被封为顺义王，《新唐书·突厥传》中记载：“石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苏禄子，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禽之，并其弟叶护顿阿波……明年，册石王为顺义王。”公元740至750年间，石国与唐朝关系密切，据《册府元龟》记载，石国先后数次出使唐朝。天宝二年（743），“遣女婿康国大首领泰染缅献方物”；天宝五年，“遣使献骏马十五匹，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也遣使献方物”；天宝六年，“遣使献马”；天宝八年，石国还派王太子远恩入关朝觐。
石国国王对唐朝的恭顺和真诚主要目的是希望唐朝能够遏制阿拉伯势力的扩张。公元705年，倭马亚王朝已经占领了阿姆河的外围地；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第一次攻破撒马尔罕城，并且在城中屠城劫掠，残暴的行为使得粟特地区没有真正臣服于倭马亚王朝。公元712年，唐玄宗继位，唐朝迎来了全盛时期，并且恢复了在中亚的统治地位，粟特地区也开始反抗阿拉伯人的入侵。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希望唐朝能够出兵，帮助石国抵御阿拉伯人。但因为距离太过遥远，唐玄宗的政策更倾向于内部稳定而非对外扩张，所以没有同意石国国王的要求。
在此期间，石国为了向大唐示好，铸造了一种粟特方孔铜币（图五），正面文字为“nncw/βncw’yrtkynγwβw”，可译为“纳楚/班楚，王子，聪明贤惠的主人”，背面文字为“prn”，译为“祝福吉祥”。这种铜币极为稀少，仅出土于塔吉克斯坦境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钱币是石国使用范铸方式而铸成，并非打制币。
石国与大唐的交好是短暂的。天宝九年（750），高仙芝出军西域，击破亲附吐蕃的车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后，高仙芝欲征伐富庶的石国。《新唐书》记载高仙芝讨伐的理由是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没有实行蕃臣的礼节。当时的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主动投降，不久高仙芝违背承诺，掳走石国国王及其部众，格杀老人与小孩，搜取财物。天宝十年（751），高仙芝入朝，将被俘的几位国王献于玄宗面前，并将石国国王斩首。
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遂向倭马亚王朝求救。粟特诸国联合阿拉伯军队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附近）决战，高仙芝兵败，唐势力退出粟特地区，石国归附大食。石国的唐式方孔铜币也如昙花一现，后续不再铸造。但这之后石国仍旧自铸本土风格的钱币几十年，这种钱币与方孔铜币一脉相承，仍旧使用范铸而非西域本土的打制方式，但钱中间没有方孔，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塔尔那夫齐”铜币。此币铸造于8世纪后期，厚度较大，有铸造引起的铸柄和移范现象，正面为扬起尾巴的狮子，背面为粟特文“xwβwtrnβc”，译为“统治者塔尔那夫齐”。
深远影响
方孔铜钱的出现是粟特臣服大唐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唐朝在西域势力的衰退，方孔铜钱随之快速消失。此后，粟特人开始仿制萨珊银币，“布哈拉·胡达特”银币由此出现。夏鼐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在国际贸易兴旺的时代，常有某一国的铸币成为国际货币。萨珊银币在中东、近东和东欧,是和拜占庭金币一样作为这样一种国际货币而广泛流通使用的。”自公元750年代开始至公元850年，粟特人逐渐放弃粟特语和粟特文字，少数未迁移而留在粟特本土的粟特人开始说波斯——塔吉克语，而上万迁居波斯古城木鹿、尼沙普尔、巴格达、撒马拉的粟特移民则开始说突厥语。随着葛逻禄部落的征伐和各种势力的倾碾，粟特人在几十年间彻底突厥化并皈依伊斯兰教，到10世纪，粟特原有文化也被彻底遗忘。
粟特的铸币演变只是整个中亚地区诸国的一个缩影。公元前依附于强大的希腊化帝国，仿铸希腊式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作为流通币使用。公元后受到强大邻国诸如贵霜、萨珊、嚈哒和突厥的统治，随着自治权的增大以及内部贸易的便利，各个城邦开始发行并使用各种各样的粟特小铜币，同时作为“国际货币”的萨珊王朝打制银币也大量流入粟特，在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高成色萨珊银币停铸，布哈拉开始仿制萨珊银币作为流通币。大唐势力介入中亚后，又开始仿制方孔铜币以彰显自己所属的政权势力。阿拉伯崛起后，粟特银币也同样开始出现伊斯兰教清真言现象。粟特钱币虽然受到其所依附之强大邻国的影响，但粟特人并没有对这些钱币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宗教传统、经济、政治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钱币风格，反映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本文原载《甘肃金融》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请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