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存句道兴所撰《搜神记》（亦称敦煌本《搜神记》），其成书大致在唐五代时期，写卷凡8个：散0902、伯2656、伯3156碎一、伯5545、斯0525、斯3877a、伯5588和斯6022。写卷的抄写年代大约在九世纪末十世纪初。其中，写卷斯3877a抄有句本《搜神记》第33“楚王”条故事片段，紧接其后还有杂写一处：“搜神记一卷太公家教一卷孝经一卷百鸟名一卷茶酒一卷。”两处文字属同一人抄写，笔法稚嫩拙劣，字体结构疏散，大小不一，笔墨不均，可知杂写中的“搜神记一卷”指句道兴《搜神记》。那么，句本《搜神记》到底和《太公家教》《孝经》《百鸟名》《茶酒》四种作品有何共同之处，才会被千年前的书写者一起提及呢？
在敦煌其他写卷中，也有上述四种作品相互出现在同一写卷上的情形，这些写卷上留有学生学习的痕迹。如斯0728的《孝经》题记之后有打油诗一首：“学郎大歌张富千，一下趁到《孝经》边。《太公家教》多不残，偻猡儿实乡偏。”这首诗咏的是灵图寺学郎张富千在寺学中嬉戏的场景，《太公家教》和《孝经》皆出场。另外，斯3835中也同时抄有《太公家教》《千字文》《百鸟名》等，且写卷背面有重复书写“弟”“为”“清”等字，“弟”字重复书写数遍后又写有“弟子”词，类现在学生抄字组词的学习方式，且这些字迹都稚嫩笨拙，当是学习活动的痕迹。至此可知，虽然从传统的体裁或题材角度考虑，《太公家教》《孝经》《百鸟名》《茶酒论》并不同属，但由于它们都是敦煌地区学郎的学习内容，所以才会在传抄中经常一起出现。据此，我们或可大致推断，与这四种书一同被抄写的《搜神记》，很可能也是一部童蒙类读物。我们亦有其他佐证来证明这一推断。首先，敦煌本《搜神记》八个写卷的抄写字迹和抄写体例呈现出学郎习字和摘抄的性质。除伯5545字迹运笔娴熟、笔法优良之外，其他所有写卷均属普通，或工整稚嫩，或结构散而无章，似学郎习字或摘抄。散0902抄录内容最多，包含了33则故事，首行题曰“《搜神记》一卷”，并署“句道兴撰”，其下又有“行孝第一”的分类篇目，但其后抄录的故事不仅只有行孝类，还有医术类、鬼神灵异类，说明抄写者在分类体例上并不规范；加之此写卷虽字迹工整，但字体结构和运笔笨拙，应该是学郎所抄。其次，考察句本《搜神记》的内容，我们发现，书中杂糅了儒、道、佛的行孝、鬼神灵异、因果报应等思想，故事具有可读性，情节较为精彩，与我国南北朝以后民间教育常用鬼神故事达到劝导目的的手段相符合。句本《搜神记》有“行孝第一”的分类篇目，显示了其明确的儒家伦理取向。句本一书中凡33则故事，有7则是“孝亲感天”主题，如第1“樊寮”条、第2“张嵩”条、第3“焦华”条、第27“董永”条，都是孝子为患病的父母祈天的故事。当然，句本《搜神记》中更多的、讲述更为精彩的，是一些鬼神变异的故事。如第9“辛道度”条，主角辛道度与秦文王之亡女在冥间拜为夫妻，第12“王景伯”条，王景伯与刘惠明亡女魂魄相恋，这两则都属于“人鬼恋”的故事系统；第27“董永”条讲董永至孝，卖身葬父，天女与董永结成夫妻，织布为之偿债，这里有凡男与仙女相恋的情节。魂魄显灵、人鬼相恋、凡男遇仙的道教母题，证明这些故事受到道教观念和道教劝诫方式的影响。另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念贯穿句本一书始终。如第10条“侯霍”讲侯霍因心善而埋葬田畔的骷髅，并常祭之，骷髅为侯霍娶妻以报恩；第30条“楚庄王”讲楚庄王赦免无礼断缨之臣，后值晋国攻楚，断缨之臣来救，楚庄王转危为安；第32“齐人”条讲齐人因善行获鲁人相救，得免牢狱之灾。这些劝诫目的明显、情节精彩的短小故事，符合童蒙教育的需求。